华盛顿邮报丨“中美陷入文明冲突”论的三个错误
北京，一次推广活动中的中国与美国国旗。图：AFP Contributor/AFP/Getty Images
“中美陷入文明冲突”论的三个错误
杰西卡·陈·韦斯（Jessica Chen Weiss）
上周，在一个外交政策论坛上，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就中国造成的“独一无二的威胁”发表了一些有争议的评论。在本栏目今天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史蒂芬·沃德（Steven Michael Ward）指出，将中国称作“我们将首次面对的作为大国的非白种人竞争对手”既错误又危险。（一个外交政策论坛，是指4月29日于华盛顿举行的“Future Security Forum”。本栏目，是指《华盛顿邮报》网站中的“The Monkey Cage”栏目。史蒂芬·沃德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助理教授，引号内是基伦·斯金纳的看法。——译注）
但斯金纳的评论超越了种族。她称，与中国的竞争是“一场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而美国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较量”。这不是事实。美国曾经与数不清意识形态对手狭路相逢，想想看纳粹德国和苏联吧。但抛开这一点不谈，如此定性中国，依旧错误多过正确。理由如下。
首先，中国没有一以贯之、普遍适用的意识形态。
很多中国问题学者称，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破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上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在共产主义政策导致饥荒和“文化大革命”、致死数千万中国民众之后已经接纳了资本主义。
在毛泽东治下，中国确实提出过一套普遍适用的意识形态，它试图对外输出这种意识形态，与苏联就哪一个共产党大国掌握这一最高信条展开了争夺。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自那以后，中国官员强调，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他们对那种认为其他国家理当学习中国经验的提法不予置评。
自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并于2013年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习近平表达过这样的主张，即中国的案例可以改善其他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郑重表示，中国的现代化“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但在2017年12月，习近平缓和了这一提法。他告诉参加一个高层论坛的来访领导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
第二，输出技术不是输出意识形态。
中国输出数字监控技术，这令很多美国观察人士警觉，他们担心，自由民主与数字威权主义之间会爆发一场新的战争。惧怕国内爆发社会动荡，主动实施镇压，在新疆强制进行同化，主要受到这些因素驱使，中国在高技术监控和审查技术领域进行了投资，这些技术随后更易于为其他政府采纳。
但这些技术的效果仍在厘清当中。摄像头可以代替更暴力的监控方法，在厄瓜多尔正是这样，该国在中国帮助下安装了一个监控系统。但正如《纽约时报》报道的那样，很多厄瓜多尔人抱怨说，这个系统未能有效打击犯罪，因当地没有足够人手去监看视频素材，或者对摄像头捕捉到的犯罪采取行动。在中国，掌握更先进的技术并未提升警方对治安工作的自信。此外，新一届厄瓜多尔政府一直在调查前一届政府对其监控系统的滥用，这包括邀请《纽约时报》评估其记录。
简言之，一些威权取向的政府并未通过技术神奇地实现对社会的控制。技术也无法轻易取代善治。中国输出“非自由主义创新”，并非旨在于海外确立独裁统治并削弱民主。
第三，国际压力塑造了中国。
斯金纳表示，她所在的机构正在推动实施一项与中国打交道的新政策，即“X”政策，该政策基于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署名为X的文章，后者确立了冷战期间遏制苏联的原则。但凯南在那篇“长电报”中胪列的逻辑，以苏联对外部影响“不为所动”及“理性的逻辑”为前提。
但中国对国际影响没有不为所动，尽管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已经停滞。华盛顿的幻灭，或许部分源自对它希望看到的进展的高度期待：在光谱的政治一侧是民主化，在经济一侧是国家退出市场。
很多美国决策者曾经希望，与中国接触将引导中国实行经济改革甚至是政治改革。但国家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愈发强势，且习近平的领导令中国回到了更具个人特点的独裁统治之下，因而，美国各派政治观察人士都认为，与中国接触的政策已告失败，必须采取新的战略。
但那是事实吗？当美国的批评家表示与中国的接触已告失败时，他们头脑中的备选（“反事实”）政策是什么，并不清楚。四十年前，中国走上其所称的“改革开放”之路，美国欢迎中国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美国公司抓住机会，向中国出口，从中国进口，并将生产外包至中国。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使得美国得以维持低利率，支撑住了美国住房市场的繁荣（以及后来的危机）。并且，经济增长令数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中国的施政方式趋向于高压以及国家对私人企业的宰制，粉碎了西方对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前景的乐观期待。但认为中国未能达到这些基准的看法并未意识到，外部世界影响中国的效果尽管是渐进的，但依旧是真实的。
以下是一个例子。随着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的剧增，美国官员提醒公众关注中国压低人民币币值的问题。就公开施压在督促中国升值人民币方面是有效还是效果适得其反，观察人士展开了争论。在一篇《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杂志刊出的新论文中，安博·维卓斯基（Amber Wichowsky）和我发现，2005年至2012年间，当行政分支与国会携手展开行动而非行政分支单独行动或国会议员与行政分支意见相左时，美国的施压是见效的。[安博·维卓斯基是美国马凯特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政治学系副教授。——译注]
很多其他研究显示，国际压力和经济一体化塑造了中国的国内和外交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国际社会施加压力，北京缓和了其反对国际干预苏丹和利比亚的态度，并要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实施多边开发援助时采取更接近国际实践的做法。
所以，美国在北京那里遇到了更有经验的意识形态对手吗？不全是。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塑造了中国，中国也不存在具备国际吸引力的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当美国决策者制定与中国打交道的新战略时，理解今天的中国与前苏联之间的不同，对他们的成功而言至关重要。
（作者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副教授。本文原题“No, China and the U.S. aren’t locked in an ideological battle. Not even close.”，2019年5月4日发布于《华盛顿邮报》网站。听桥，勉强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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