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丨社会主义何以在德国回潮？

生于1989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领袖凯文·库奈特（Kevin Kühnert）。图：Gordon Welter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社会主义何以在德国回潮？

约亨·比特纳（Jochen Bittner）

1980年代，我父亲的一位远亲给我上了一堂难忘的社会主义课。

维纳是东德一家汽车厂的工程师。与其他很多生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人们一样，他和他妻子的居所，位于一个混凝土板构造的综合住宅区，是那种典型的狭窄公寓房。在埃里克·昂纳克（Erich Honecker）治下，这些所谓的“板式建筑”（Plattenbauten）被称赞为东德所谓平等社会的象征。（埃里克·昂纳克，生于 1912年，卒于1994年，1971年至1989年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译注）

我们一家人从西德的家中出发探访过维纳多次，有一次，维纳带我们到他住所的地下室，打开一扇门，门后是一件间小型储藏室。这间储藏室中满是精美的工具，有种类齐全的锤子和扳手，以及为专业车间准备的钻床、车床，甚至令我们西方人称奇。

我们问他，在一个以短缺闻名的经济中，他是怎样将所有这些设备弄到手的。维纳耸耸肩，说道：“好吧，昂纳克告诉我们，你们从工厂里能拿走什么就拿走什么，不是吗？”

社会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的集体化最能满足工人的需要，这对维纳来讲并未奏效。工厂、银行甚至住房都由国家所有，这样一个体制有赖于计划经济，用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竞争体制。但中央计划经济已被证明为无法满足民众的个人需求，因之，违规的做法和黑市兴盛起来。自建国伊始，腐败就在削弱东德，相形之下，维纳的小偷小摸是黯然失色的。最终，整个体制崩溃了；如同在其他每个地方一样，德国的社会主义以失败告终。

既如此，见证如下进展就是令人困惑的：2019年，社会主义回归德国主流政治，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的领袖、该党最具潜力的青年才俊之一凯文·库奈特（Kevin Kühnert）已将社会主义当成他的名片。

忘掉伯纳德·桑德斯或者亚历山德丽亚·奥卡西奥-科尔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之类美国民主党人的那种一厢情愿的社会主义吧。29岁的库奈特先生是要来真的。他表示，社会主义意味着对经济的民主控制。他希望循此取代资本主义，而不只是重新校正资本主义。（亚历山德丽亚·奥卡西奥-科尔特兹，生于1989年，波多黎各移民后裔，2019年1月就任民主党国会众议员。——译注）

在美国，一些一再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政策，如全民医保、全国最低工资和大学免费就读，与实际的社会主义甚少关联。大政府，是的，但一切都与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完满相容。

相较而言，德国的新社会主义（neo-socialism）与资本主义有极大不用。在与《明镜》周刊进行的一次访谈中，库奈特先生特别将矛头指向作为个人成就典范的美国梦。他表示，他所质疑的是这样一种体制：“数百万人展开同场竞技，但只有极少人能冲过终点线，然后他们回头冲着其他人喊：‘你们本来也可以的！’”

库奈特先生的社会主义将需求置于技能之前，将集体福祉置于个人回报之前。宝马这样的公司可以进行集体化改造，这意味着工人有所有权。他告诉我们：“没有某种形式的集体化，要战胜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房地产业。“我认为，利用他人的居住空间谋生不是一种正当合理的商业模式。”他称。“每个人最多应当拥有他本人居住的生活空间。”其他所有的住房都可以实行集体所有。

不论是美国的冒牌社会主义还是库奈特的正版社会主义，何以社会主义理念眼下炙手可热？

首先，那是用对立面回击一种过度反应的诱惑。第一波过度反应是1989年之后开创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时代。战胜东德和其他地方的所谓“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加上全球化和数字化，赋予自由市场经济不可一世的地位。但那种不可一世是扭曲的：金融收益不断向社会上层聚拢，与此同时，不断滋生社会风险却在向社会下层堆积。

9·11攻击是另一层扭曲：专注于恐怖主义威胁的西方国家未能看到更重大的风险。如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其著作《西方失去全球中心地位了吗？》（Has the West Lost It?）中所论，2001年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并非9·11攻击，而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西方从根本上讲认可了北京的不公平贸易实践，由此毁掉了早已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契约奠定坚实基础的经济安全。（马凯硕，生于1948年，前新加坡外交官，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西方失去全球中心地位了吗？》初版于2018年4月。——译注）

显而易见，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创立者的构想之中。1947年，中右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宣布：“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没有服务于德国人民的利益。”西德的立国理念何以是社会市场经济——德语是soziale Marktwirtschaft——原因即在于此：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个人竞争固然受到褒扬，但富人帮助贫困人群的责任也受到褒扬。

但今天，最富有的人群往往是那些有资源、有办法避税和将工作机会转移到中国的人。他们往往并非德国人；沃伦·巴菲特是柏林房地产领域的重要投资者。七十年前，没有人设想到这样一些演变，也没有哪一个德国主要政党想得出如何调整社会市场经济，以适应那些新的国际现实。

结果是，像库奈特这样一些德国人的反应，不是呼吁修补这些错误，而是公开谴责资本主义。他们未能看清的一点是，社会主义不会带来他们谋求的那种改变。相反，拿出以往那些失败的药方只会更方便那些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奸商指责他们。维纳原本非常清楚这一切。

（作者是德国《明镜》周刊政治事务编辑。本文原题“Why Is Socialism Coming Back in Germany?”，2019年5月2日发布于《纽约时报》网站。听桥译。）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02/opinion/germany-socialism.html?action=click&module=Opinion&pgtype=Home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