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索罗斯丨危机中的开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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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4日，瑞士达沃斯，乔治·索罗斯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讲。图：Fabrice Coffrini/AFP/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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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1930年8月12日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犹太人，本名施瓦茨·捷尔吉（Schwartz György）。1947年前往伦敦，1956年移民美国。1970年创办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1993年创办开放社会研究所（后改名为“开放社会基金会”）。拥有美国和匈牙利双重国籍，现任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和开放社会基金会主席。
索罗斯1979年于南非开始其慈善事业，自1984年至今向全球慈善事业投入超过300亿美元。索罗斯主要通过其开放社会基金会开展慈善事业，该基金会目前在全球一百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活动。
2019年1月24日，索罗斯在举办于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讲，以下是这份演讲的译文。演讲稿原题：“Remarks
delivered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原文见于：www.georgesoros.com。听桥译。
开放社会正经历前所未见的危机
乔治·索罗斯
晚上好！感谢诸位来到这里。
今晚，我想用我的演讲时间警告全世界：前所未见的危险正威胁着开放社会的生存。
去年，我在你们面前用了大部分时间分析信息技术垄断企业的罪恶角色。当时我是这么说的：“在威权国家与拥有海量数据的大型信息技术垄断企业之间，一个同盟正在浮现，这个同盟将新出现的企业监控系统与已在开发中、由国家支持的监控系统结合在了一起。这极有很可能形成一张全能主义的控制网络，这样的网络，甚至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都想象不出。”
今晚，我想提请诸位注意开放社会所面对的这一致命危险，它来自控制工具，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可以将这样的工具置于高压政权手中。我将着重讲中国，在那里，习近平想让一个一党制国家占据统治地位。
自去年以来发生了很多情，有关全能主义控制正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情况，我了解到很多。
所有关于个人的急速膨胀的可用信息都将被整合到一个集中的数据库中，形成一个“社会信用系统”。基于那些数据，算法将评估民众会否对这个一党制国家构成威胁，他们随后会受到相应的处理。
这个系统尚未全面运转，但它的目标导向是明确的。它将以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方式，使个人命运服从于这个一党制国家的利益，
我认为这个系统令人不安，也令人厌恶。不幸的是，一些中国人认为这个系统相当迷人，因为它提供的不是目前可用的信息和服务，还可以保护遵纪守法的公民不受国家的敌人侵害。
中国不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威权政体，但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领域，它无疑是最富有、最强大也最发达的威权政权。这使得习近平成为那些信奉开放社会理念的人的最危险对手。但习近平不是一个人。威权政体正在向全世界扩散，假如获得成功，它们将成为全能政体。
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致力于与全能主义、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作斗争，这些意识形态错误地宣称，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合理性。我相信，民众对自由的渴望无法永远受到压制。但我也承认，开放社会目前正经历严重的危机。
我认为，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人工智能开发的控制工具赋予了威权政体相较于开放社会的先天优势。对它们来讲，那些用来控制的工具有益有用；对开放社会来讲，那些工具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我用“开放社会”这个词来概括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法治而非一个人的统治被普遍认可，国家的角色是保护人权和个人自由。在我看来，一个开放社会理当关照那些蒙受歧视或者社会排斥之苦的人，以及那些无法保护自己的人。
相形之下，威权政体以损害那些它们加以剥削和镇压的人的权益为代价，动用它们所拥有的任何可能的控制工具，维护自身权柄。
假如这些新技术赋予了威权政体内在的优势，开放社会怎样才能获得保护？这是一个困扰我的问题，理当也困扰着那些宁愿生活在一个开放社会中的人。
开放社会必须监管那些生产控制工具的公司，与此同时，威权政体可以宣布它们是“国有龙头企业”。一些中国国有公司之所以能赶上甚至超过那些跨国巨头，原因在这里。
这当然不是今天我们理当关注的唯一问题。比如，人为的气候改变威胁到人类文明的生存。但开放社会所遭遇的结构性劣势是一个早已令我忧心的问题，我乐意与诸位分享我的想法，谈谈开放社会可以如何应对这一难题。
我对这一问题的深切忧虑源自我个人的经历。1930年，我出生在匈牙利，我是犹太人。我十三岁时，纳粹占领了匈牙利，并开始将犹太人驱逐到灭绝营。
我非常幸运，因为我的父亲理解纳粹政权的本性，他为我们全家人以及另一位犹太人准备了伪造的身份文件和藏身之地。我们大多数人活了下来。
1944年的经历对我的人生有决定性影响。我很早就明白，什么样的政权执掌大局相当重要。随着纳粹政权被苏联占领军取而代之，在英国获得避难机会后，我很快就离开了匈牙利。
在伦敦经济学院，受到导师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影响，我形成了自己的概念框架。等我自己在金融市场找到工作之后，我发现这一框架具备我不曾预料到的用处。它与金融无关，但基于批判性思考。这使得我能够分析指导机构投资者的那些盛行理论的缺陷。我成为一名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并且，我为自己成了世界上报酬最丰厚的批评家而自豪。（卡尔·波普尔，1902年生于维也纳，1994年卒于英国伦敦，“开放社会”理论的提出者，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之一。——译注）
管理对冲基金的压力相当大。挣到了超出我和家人需要的钱之后，我经历了某种中年危机。为什么要挣到更多钱，我就得毁掉自己？有很长时间，我在痛切反思：我真正在乎的是什么？1979年，我创办了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我将其目标确定为：帮助封闭社会走向开放，减少封闭社会的缺憾，提倡批判性思考。[据英文维基百科介绍，“开放社会基金会”前身为“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1993年创办。——译注]
我最初的工作着眼于削弱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随后，我的关注转向打开苏联体制之门。我与匈牙利科学院合作实施了一个项目。匈牙利科学院由共产党控制，但其代表私下里支持我的努力。这一安排的成功超出了我的最大胆梦想。我喜欢将我的努力称作“政治慈善”，并着迷于此。那是1984年。
随后一些年，我试图在匈牙利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复制我的成功。在苏联帝国，包括苏联本国，我确实做得相当出色，但在中国，故事完全不同。
我在中国的最初尝试看上去前景光明，我的项目涉及匈牙利经济学家和新成立的一家中国智库的研究团队之间展开互访，那些匈牙利经济学家在共产主义世界饱受尊崇，而这家中国智库渴望从匈牙利人那里学到经验。（“一家中国智库”，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译注）
根据最初的成功，我向该智库负责人陈一谘提议，在中国复制匈牙利的成功。陈一谘获得了总理赵紫阳及其致力于改革的政策秘书鲍彤的支持。
一个名为“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China
Fund）的联合项目于1986年启动。该基金会不同于中国的任何其他机构。理论上，它完全自主。
鲍彤支持该基金会，但是激进改革的反对者数量众多，他们联手攻击鲍彤。他们断定我是中央情报局特工，并请国内安全机构调查。为自保，赵紫阳用一名涉外安全警察部门的高级干部换下陈一谘。这两个组织平级，他们无法互相干预对方的事情。（“这两个组织”，原文如此，具体所指似有不明。——译注）
我同意了这一变动，因为陈一谘将太多资助给了他自己的研究机构成员，这令我不快。并且，我没有意识到幕后存在政治斗争。但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的申请人很快注意到该组织已经处在政治警察控制下，并开始回避。没有人有勇气向我解释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
最终，一名拿到资助的中国人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在纽约拜访了我并告知我真相。很快，赵紫阳遭到废黜，我以此为借口关闭了那个基金会。这刚好发生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之前，并在与那个基金会有关的中国人的履历上留下了“污点”。他们竭尽全力洗白他们的名字，最终如愿以偿。
回想起来，显而易见的是我犯了一个错误：试图在中国建立一家运作方式与中国人格格不入的基金会。当时，提供一笔资助在捐助者和接受者之间确立了一种共同的义务感，迫使双方永远都要对彼此保持忠诚。
历史就讲到这里。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去年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些事情令我惊讶万分。
最开始访问中国时，我遇到的很多掌权者对开放社会的原理抱有强烈的信念。他们年轻时曾被下放到农村地区接受再教育，他们遭遇的艰难困苦远胜于我在匈牙利的经历。但他们挺了过来，我们之间有太多共同点。我们都曾经是独裁统治的打击目标。
他们渴望了解卡尔·波普尔有关开放社会的思想。他们固然认为这一概念相当有魅力，但他们的阐释与我们依旧有所不同。他们熟悉儒家传统，但中国没有选举的传统。他们的思考依旧讲究差序和等级，对上级怀有天生的尊崇。我则更加追求平等，并希望每个人都有一票。
所以，当习近平在国内遭遇严重反对意见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令我惊讶的是反对所采取的形式。在去年（原文如此，当为前年——译注）夏季中国领导层于海滨胜地北戴河召集的会议上，习近平显然遇到了某种挑战。虽然没有正式公报发布，但坊间流传，这次会议不同意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也不同意习近平对自己搞的个人崇拜。
如此批评只是警告习近平留意自己的放肆举措，但并未阻止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了解到这一点至关重要。而且，习近平拿来作为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理论精华加以宣讲的“习近平思想”，被抬高到了与“毛泽东思想”同样的高度。所以，习近平依旧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可能是终身的最高领导人。当前政治内斗的最终结果依旧不明了。
我一直在说中国，但开放社会有多得多的敌人，普京的俄罗斯是其中首当其冲的。最危险的演变是，这些敌人就如何更有效镇压他们的人民沆瀣一气，相互切磋。
问题自己提出来了：我们如何才能阻止那些敌人？
首先是承认危险。今晚，我之所以直言不讳，原因就在这里。但现在，难处已经到来。我们这些希望维护开放社会的人必须携手合作，形成一个有效的同盟。
我们有一项任务无法留给政府。历史已经表明，政府就算想要保护个人自由，也有很多其他利益。并且，它们优先考虑的是它们自己的公民的自由，而不是作为整体原则的个人的自由。
我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致力于保护人权，特别是保护那些没有政府来保护的人。四十年前我们起步时，有很多政府支持我们的努力，但它们的队伍分散了。美国和欧洲曾经是我们最强大的盟友，但眼下它们忙于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想专注于我认为对开放社会来讲最重大的问题：中国会发生什么？
只有中国人民才能回答这一问题。所有我们能够做的，是明确区别他们与习近平。鉴于习近平已表明他对开放社会的敌意，中国人民依旧是我们的希望之源。
事实上，我们有理由报以希望。正如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向我解释的那样，有这样一种儒家传统，依据这一传统，当皇帝的顾问强烈反对他的某项行动或者命令时，人们期待他们直言不讳，就算那可能导致他们被流放或者处死。
当我几乎要绝望时，这给了我极大的宽慰。在中国，开放社会的坚定辩护者和我年纪差不多大，他们大多已经退休，他们的位置由更年轻的人填补，这些年轻人有赖于习近平提拔他们。但一批新的政治精英已经浮现，他们乐于维护儒家传统。这意味着习近平在国内将继续面对政治反对。
习近平将中国当作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榜样，但他不只在国内，在国外也正遭遇批评。他的一带一路倡议已实施较长时间，足以暴露其不足。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增进中国的利益，而非接受这一倡议的国家的利益；其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由贷款而非援助提供资金，且外国官员经常是在被贿赂后接受一些项目的实施。这些项目中的很多，最终被证明是不经济的。
典型案例在斯里兰卡。中国建造了一处服务于其战略利益的港口，这座港口未能吸引到足够的商业运输量以支付债务，于是中国得以拥有这座港口。类似案例在其他国家也有，造成了广泛的不满。
马来西亚正带头抵制。纳吉布·拉扎克领导的上一届政府向中国屈服，但在2018年5月，拉扎克被马哈蒂尔·穆罕默德领导的一个联盟选下台。马哈蒂尔很快停止了若干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目前正与中国谈判马来西亚必须付出多少赔偿。
在巴基斯坦，局面不是那么轮廓清晰。该国是中国投资的最大接受国。巴基斯坦军方完全受惠于中国，但去年8月成为总理的伊姆兰·汗（Imran
Khan）的立场更加含糊矛盾。2018年伊始，中国和巴基斯坦宣布了宏伟的军事合作计划。到年底，巴基斯坦深陷金融危机。但有一件事变得清楚了：中国有意同时将一带一路倡议用于军事目的。
所有这些挫折都迫使习近平调整其对待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9月，他宣布，为给构想更加周密的计划让路，“形象工程”将避免实施。10月，《人民日报》警告说，项目理应服务于接受国的利益。
眼下，客户们提前得到了警告，而且，从塞拉利昂到厄瓜多尔的一些国家正对项目提出质疑，或者重开谈判。
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已明确将中国视作“战略对手”。特朗普行动的不可预测是出名的，但这一决策是一项小心准备的计划的产物。自那以后，特朗普的怪异表现很大程度上被特朗普行政分支的一些机构奉行的中国政策取代了，并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顾问马特·鲍廷格尔（Matt
Pottinger）和其他人监督。副总统迈克·彭斯10月4日的重要演讲勾勒出这项政策的轮廓。
即便如此，宣布中国为战略对手仍太过简单化了。中国是重要的全球行动者。一项有效的中国政策不能被简化为一句口号。
必须要复杂、细致、可行得多得多；必须包括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回应在内。鲍廷格尔计划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其最终目标是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还是与中国彻底分道扬镳。
习近平完全理解美国这项新的中国政策对其领导层构成的威胁。习近平将赌注压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他与特朗普总统的私人会晤上。同时，全球贸易战的危险升级，股市在12月经历了严重暴跌。这给早就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倾尽全力的特朗普提出了难题。特朗普与习近平会见时，双方都渴望达成协议。难怪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但这份协议相当模棱两可：停止贸易战九十天。
在这期间，有明确的迹象显示，中国正在发生大规模的经济衰退，而这正在影响世界其他地方。全球经济放缓是市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在中国，不言而喻的社会契约建立在生活水准稳步上升的基础之上。假如中国经济和股市中的衰退足够严重，这一社会契约就可能遭到侵害，甚至商界可能转而反对习近平。经济下行还可能敲响一带一路倡议的死亡丧钟，因为习近平可能因要为太多亏损投资筹措资金而耗尽资源。
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问题上，西方和中国之间存在一场不公开的斗争。中国希望凭借其新的平台和技术主导发展中世界，由此掌控治理数字经济的规则和程序。这威胁到互联网的自由，并间接威胁到开放社会本身。
去年，我仍然相信，中国应当更加深度地介入全球治理制度，但自那以后，习近平的行为改变了我的观点。我目前的看法是，美国应当集中精力对付中国，而不是发动事实上指向全世界的贸易战。美国有必要打压中心通讯和华为，而不是从轻发落它们。假如这些公司主导了5G市场，它们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造成无法承受的安全风险。
令人遗憾的是，特朗普总统似乎遵循着一条不同的路线：向中国让步并宣布获胜，同时再度攻击美国的盟友。这有可能损害美国遏制中国的霸凌和放肆之举的政策目标。
最后，总结一下今晚我要传递的信息。我的核心观点是，高压政权与信息技术垄断企业的结合赋予那些政权以相较于开放社会的内在优势。控制工具在威权政府手中是有用的工具，但对开放社会构成致命的威胁。
中国不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威权政体，但中国是最富有、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威权政体。这令习近平成为开放社会的最危险敌人。何以将习近平的政策与中国人民的雄心加以区别极其重要，原因在这里。假如付诸实施，社会信用系统可能赋予习近平对其人民的全能控制。鉴于习近平是开放社会的最危险敌人，我们必须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那里，特别是工商界和乐意维护儒家传统的政界精英那里。
这不意味着我们这些信任开放社会的人理当继续保持被动姿态。现实是，我们身处一场可能转变为热战的冷战之中。另一方面，假如习近平与特朗普都不再掌权，美国和中国这两个网络超级大国之间开展更大范围的合作，这样的机会大致是有的。
《联合国宪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渴望出现《联合国宪章》那样的东西，是合理的。这或许是目前美国与中国之间冲突循环的适当结局。这可能重建国际合作，并使得开放社会有机会繁荣兴盛。这就是我的总结。（“联合国宪章”，原文这里是“United Nations Treaty”，鉴于这个名称的条约并不存在，故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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