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丨全球化终结，全球文化战争开始了
全球化终结，全球文化战争开始了
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
我来自幸运的一代人。
记得大约二十五年前的一段时间，世界似乎正走向一体。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大规模冷战看上去已经结束。民主仍在四处扩散。各国经济上越来越相互依赖。互联网似乎已准备好拓展世界范围内的互联互通。看上去，围绕一系列普遍价值，如自由、平等、个人尊严、多元主义、人权，一个全球性的意见趋同将会出现。
我们曾将这一趋同过程称为全球化。首先，这是一个经济和技术过程，关乎国家间贸易和投资的不断增长，以及技术的四散蔓延，那些技术可以令比如维基百科这样的产品在瞬间触手可及。但全球化同时是一个政治、社会和道德过程。
上世纪九十年代，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全球化是“我们生活环境中的转变。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它涉及“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全球化关乎世界观、产品、思想和文化的融合。
这与一直流传、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一种学术理论相吻合。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各国的发展，它们会变得越来越像我们西方国家，即已经现代化了的国家。
在更广泛的公众对话中，人们有时认为，世界各地的国家都羡慕西方民主国家的成功，并试图效仿我们。人们有时认为，随着民众“实现现代化”，他们会变得更加资产阶级、消费主义、和平，恰如我们。人们有时认为，随着社会实现现代化，它们会变得更加世俗化，正如在欧洲和美国的部分地区那样。驱使它们的更多是赚钱的欲望而不是征服其它社会的欲望，更多是定居在郊区家园的愿望而非狂热的意识形态，抑或对声望和征服的渴求，那种渴求注定了人类陷入几个世纪战争的命运。
这是有关历史会如何演变的乐观愿景，是一个进步和趋同的愿景。不幸的是，这一愿景无法描述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世界不再趋同，而在分化当中。全球化进程已经放缓，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倒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了这些趋势。尽管乌克兰反抗威权主义侵略的英勇作战激励了西方，但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依旧无动于衷，甚至同情普京。
《经济学人》报道说，2008至2019年间，世界贸易相对于全球经济总量下降了大约5个百分点。一批新的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出现，移民潮放缓。2016年至2019年间，全球长期投资流量减少了一半。这一去全球化趋势的成因是广泛而深刻的。对很多人来讲，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全球资本主义丧失了合法性。中国明确展示了重商主义可以成为高效的经济战略。各路反全球化运动运动风起云涌: 英国脱欧派、排外的民族主义者、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者、反全球化的左派。
只是，相较于九十年代那个短暂的历史假期，眼下有多得多的全球化冲突。各政治集团之间的贸易、人员来往甚至互动交流，在道德、政治和经济上都变得更加令人担忧。随着西方国家与普京的战争机器部分脱钩，已有数百家公司从俄罗斯撤出。许多西方消费者不想与中国贸易，因为有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指控。随着当局对西方越来越敌视，供应链受政治不确定性的威胁，许多西方企业高管正在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的业务。2014年，美国禁止中国技术公司华为参与政府合同竞标。乔·拜登强化了“购买美国货”的规定，这样美国政府就可以在国内购买更多商品。
世界经济似乎正在逐步崩解，首先崩解为一个西方经济区和一个中国经济区。五年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接近每年300亿美元。现在已减少到50亿美元。
如约翰·麦克列威特（John Micklethwait）和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在为彭博新闻社撰写的一篇极好文章中所写，“地缘政治无疑正与全球化背道而驰，朝向一个由两三个大型贸易集团主导的世界行进。”这一更宽泛的背景，尤其是对乌克兰的入侵，“正在埋葬过去四十年来构成有关这个世界的商业思考前提的绝大多数基本假定。”（约翰·麦克列威特现任彭博新闻社总编辑，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是英国记者、作家。——译注）
诚然，作为贸易流动的全球化将继续下去。但作为世界事务驱动逻辑的全球化似乎已经结束。经济竞争现在已与政治、道德和其他竞争融为一体，成为一场争夺主导地位的全球竞赛。全球化已经被看起来很像全球文化战争的东西所取代。
追溯既往，我们可能太多强调了经济和技术等物质性力量的影响力，这些力量驱动了人类的历史，并将我们所有人召唤在一起。这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二十世纪初，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写下一本被称为《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如今已臭名昭著的书。其中认为，在他那个时代，工业化国家因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而不至彼此开战。但相反，两次世界大战随后发生。（诺曼·安吉尔，生于1873年，卒于1967年，英国经济学家。193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大幻觉》初版于1910年。——译注）
事实是，人类行为往往受比经济和政治自利深层的力量驱使，至少西方的理性主义者通常是这样理解这些事情的。正是这些更深层的动机驱动着当下一些事件的发生，而且将历史推向了极其不可预测的方向。
首先，人类受到所谓胸腺欲望的强有力驱使。这些欲望是那些必须被看到、尊重、欣赏的欲望。假如你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们没有被看见、没有受到尊重、没有收获赏识，他们将变得愤怒、不满、仇恨，会将贬低视作不公，并以气势汹汹的愤慨作为回报。
过去数十年间，全球政治的运转就像是一部巨大的社会不平等机器。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精英群体崛起，控制了媒体、大学、文化，通常也控制了政治权力。太多人群觉得自己被低看和无视。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民粹主义领导人涌现，利用了这些不满: 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印度的纳伦德拉·莫迪、法国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马琳·勒庞，生于1968年，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译注）
与此同时，普京、习近平等威权主义者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怨恨政治。他们把集体的西方视为全球精英，并宣布公开反抗它。普京讲述了一些屈辱故事：据说，西方九十年代对俄罗斯做过什么。他承诺回归俄罗斯例外论和俄罗斯的荣耀。俄罗斯将重新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角。
中国领导人谈论的是“百年耻辱”。他们抱怨傲慢的西方人试图将他们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每个人的方式。尽管中国最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习近平仍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其次，大多数人强烈忠于他们的立场和国家。但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人感到他们自己已被抛下，他们国家的荣誉受到威胁。在全球化的鼎盛时期，多边组织和全球性企业似乎使民族国家黯然失色。
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声张国家主权、恢复民族自豪感的激烈民族主义运动纷纷涌现：印度有莫迪，土耳其有埃尔多安，美国有特朗普，英国的约翰逊。他们表示，让大同世界和全球趋同见鬼去吧，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的国家再次伟大起来。许多全球主义者完全低估了民族主义驱动历史的力量。
第三，人们受道德渴望——对自身文化价值观的依恋，以及在似乎受到攻击时激烈捍卫自身价值观的愿望——的驱使。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对许多人来说就是这种攻击。
冷战结束后，经由我们的电影、音乐、政治对话和社交媒体，西方价值观开始主导世界。全球化的一个理论是，主要围绕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世界文化将趋同。
问题在于西方价值观并不是世界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西方人完全是文化上的异数。约瑟夫·亨利克（Joseph Henrich）在他的《世界上最古怪的人》（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一书中收集了数百页的数据，说明了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和民主价值观有多么不同寻常。（约瑟夫·亨利克，哈佛大学人类演化生物学系教授。《世界上最古怪的人》初版于2020年9月。——译注）
他写道: “我们这些古怪的人是高度个人主义、自我陶醉、控制欲强、离经叛道、善于分析的。我们关注自己——我们的特质、成就和抱负——胜过关注我们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
喜欢听比莉·艾利什（Billie Eilish）或梅根·斯塔林（Megan Thee Stallion）的歌，但仍觉得西方的价值观格格不入甚或令人反感，是完全可能的。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审视我们关于性别角色的主张，认为它们格格不入或令人反感。他们看着我们(尽最大努力)热忱捍卫性少数人群（L.G.B.T.Q.）的权利，觉得那些权利令人不快。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观，这种主张在许多人看来是荒谬的。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样学生就可以将自己从父母和社区那里接受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这种主张在许多人看来是愚蠢的。（比莉·艾利什，生于2001年，美国流行女歌手、词曲作者，电影《007：无限赴死》主题曲演唱者。梅根·斯塔林，生于1995年，美国饶舌女歌手。——译注）
既然有44% 的美国高中生报告说他们有持续的悲伤或绝望感，那么我们的文化眼下就不是西方价值观的最佳广告。
尽管有全球化的假设，但世界文化似乎没有趋同，在某些情况下似乎在分化。经济学家费尔南多·费雷拉（Fernando Ferreira）和乔尔·沃尔德福格尔（Joel Waldfogel）研究了1960至2007年间22个国家的流行音乐排行榜。他们发现，人们对自己国家的音乐有偏好，而且九十年代后期，这种偏好开始加剧。人们不想融入一种同质的全球文化；他们想的是守护自己那种文化。
每隔几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都会就道德和文化信仰提问全球各地的人们。每隔几年，这些调查结果中的一部分会被综合成一张地图，显示不同文化区彼此之间的关联程度。1996年，新教的欧洲文化区和英语区被与其他全球性文化区合并了。西方价值观不同于比如拉丁美洲或儒家文化区发现的价值观，但它们是相邻的。
但2020年的地图看起来不一样。新教的欧洲和英语区已游离于其他世界文化区之外，现在就像是某个外来的文化半岛一样突兀。
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在总结调查发现和洞见时指出，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上，“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我们西方人长期以来就是异数，现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距离越来越远。
最后，对秩序的渴望强烈驱使着人们。没有什么比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更糟糕的了。这样一些文化变迁，以及时常同时发生的有效治理崩溃，会令人觉得发生了像是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混乱，导致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秩序。
作为这个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人士，我们是足够幸运的，生活在基于规则的有序社会中，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人权利受到保护，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但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方，人们无法获得这种秩序。
正如有迹象表明世界经济和文化正在分化那样，也有迹象表明世界政治正在分化。自由之家在其报告《2022年世界自由度》（Freedom in the World 2022）中指出，世界已连续16年经历民主的衰退。该组织去年报告说：“自2006年开始出现负面趋势以来，2021年，情况恶化国家数量超过情况改善国家数量的幅度是最大的。漫长的民主萧条正在加剧。”这不是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会发生的事情。
在全球化的鼎盛时期，民主国家看上去比较稳定，而威权政权似乎正走向历史的垃圾堆。今天，许多民主国家看上去不像过去那样稳定，许多威权政权似乎更加稳定。例如，美国民主已经滑向两极对立和机能障碍。与此同时，中国已展示出，高度集权的国家在技术上恰恰可以和西方一样先进。现代威权国家目前拥有的技术使它们能够以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对自己的公民实施无所不在的控制。
如今，一些威权政权在经济上已成为西方的劲敌，它们占有专利申请的60%。2020年，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在机械、设备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投资了9万亿美元，民主国家则投资了12万亿美元。假如事情顺利，威权政府能收获惊人的民众支持。
我所描述的是一系列前沿地带的分化。正如学者希瑟·贝里（Heather Berry）、毛罗·吉伦（Mauro F. Guillén）和阿伦·亨迪(Arun S. Hendi)在一项关于国际趋同的研究中所报告的那样：“过去半个世纪间，全球体系中的民族国家彼此间在许多方面并没有明显更加接近（或类似）。”我们西方人激赏一系列关于自由、民主和个人尊严的普遍价值。问题是，这些普遍价值并没有被普遍接受，而且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被接受。
亿万民众对西方行事方式的拒绝
接下来，我要描述的是一个分化演变成冲突的世界，尤其是当大国争夺资源和主导地位时。
中国和俄罗斯显然希望确立由它们主导的区域。冲突中的一些，属于历史上存在于对立政治体制之间的冲突，这类似于我们在冷战期间见证的情况。这是威权主义力量和民主化力量之间的全球性斗争。一些非自由主义政权正在彼此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盟，加大对彼此经济的投资。另一方面，民主政府之间正建立更紧密的联盟。墙，要竖起来了。朝鲜是冷战的第一个主要战场。乌克兰可能成为两种完全对立的政治体制之间长期斗争的第一个战场。
但眼下，有不同于以往的超级大国斗争，也不同于冷战的更要紧事情正在发生。这不只是一场政治或经济性质的冲突。这是一场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冲突。更具体言之，这是来自四面八方各个领域数以亿计民众对西方行事方式的一种拒绝。
为更宽泛定义这种冲突，我要说，这是西方强调个人尊严与世界其他地区强调共同体凝聚力之间的区别。但这并不是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重要的是，那些想扩张权力、在民主世界制造混乱的独裁者，正在激发这些长期存在的正常文化差异。眼下，威权统治者时常将文化差异、宗教紧张关系和地位怨恨武器化，以动员支持者、吸引盟友并扩张他们自己的权力。这是由地位怨恨转化为文化战争的文化差异。
一些人复活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亨廷顿认为，观念、心理和价值观之驱动历史，并不亚于物质利益驱动历史，这是正确的。但这些分化并没有在亨廷顿所描述的齐整的文明界线上失去解释力。
事实上，最困扰我的是，这种对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多元主义、性别平等以及其他一切的排斥，不只发生在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国家内部。从普京、莫迪和巴西的博尔索纳罗这样非自由主义领导人口中流露出，矛头指向西方文化、经济和政治精英的地位怨恨，听起来与从特朗普主义右翼、法国右翼、意大利和匈牙利右翼口中流露出的地位怨恨如出一辙。
这其中有相当多的复杂情况，比如特朗普主义者不喜欢中国，但有时候，审视世界事务时，我看到的是美国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之间人们耳熟能详的较量一个巨大的全球极端主义版本。在美国，依地区、教育、宗教、文化、世代和城市/乡村划线，我们已分化为不同派别，眼下，这个世界正以一种似乎经常效法我们自己的方式四分五裂。形形色色民粹主义者所选择的道路可能不同，他们的民族主义热情也时常发生冲突，但他们所反抗的往往是同一件事。
在一场全球文化战争中，人们有关世俗主义和同性恋权利游行的不同观点，与核武器、全球贸易流动、地位怨恨、毒性的男子气概和权力攫取交织在一起，那么你如何赢得这场战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困境。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社会思想，我是怀抱理解的。我当时太年轻，没有真正经历过冷战的紧张局势，但那一定是残酷的。我理解何以当苏联解体时，那么多人一手就抓住了这样一个愿景的承诺：结束生死攸关的冲突。
看待当前局面，我是怀抱谦恭的。很多人批评西方和美国文化太过个人主义、太过物质至上、太过盛气凌人，这些批评没有错。假如我们一心要强大到足以应对未来几年即将到来的挑战，假如我们一心要说服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所有那些摇摆不定的国家的人们，他们应该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民主国家而非威权国家，那么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看待当前的局面，我是怀抱信心的。最终，人们想脱颖而出，收获认同。他们想感受到他们的生命有尊严，想感受到他们因为是谁而受到尊重。他们也想成为道德共同体的一员。眼下，许多人觉得西方不尊重他们。他们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威权领导人，那些领导人说出了他们的怨恨和民族自豪感，但没有真正重视他们。对从特朗普到普京的那些威权主义者而言，他们的追随者只是他们扩张自我的工具。
不论如何，只有民主和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尊重每个人尊严的基础上的。不论如何，只有这样的体制和我们的世界观能够最大限度满足我在这里竭力描述的欲望和驱动力。
我对我们预测历史前进方向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对那种认为随着各国“实现现代化”，它们会沿着某种可预测路线发展的主张也失去了信心。我想，开放我们的思想，接受这样一种可能，即未来与我们期望的任何事情都大相径庭，现在是时候了。
我们反对普京的联盟将走向瓦解，中国人对此似乎非常有信心。西方消费者无法忍受那种经济上的牺牲。我们的联盟会四分五裂。中国人似乎也相信，他们很快就将埋葬我们腐朽的体制。这些可能性都不能不假思索就嗤之以鼻。
但我对我们继承下来的观念和道德体系有信心。我们所称的“西方”不是一个族群名号，或一个精英荟萃的乡村俱乐部。乌克兰的英雄们正在展示，在最理想的情形下，乌克兰可以成为一种道德成就，不同于对手，它渴望将尊严、人权和自决延伸到所有人。在未来几十年里，那是值得改革、努力、捍卫和分享的。
（作者1961年生于加拿大，是美国记者、作家、文化和政治评论员，自2003年起成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本文原题“Globalization Is Over. The Global Culture Wars Have Begun.”由《纽约时报》网站发布于2022年4月8日。听桥译，并未原文加上小标题和多分段。）
https://www.nytimes.com/2022/04/08/opinion/globalization-global-culture-w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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