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丨中国共产主义的韧性

插图：Ricardo Santos；摄影：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共产主义的韧性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向前迈出一步，用标准但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中文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许多爱国者欢呼雀跃。

大批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中国人一样兴高采烈，因为历经多年的西方列强羞辱、日本的残暴侵略和血腥内战，中国现在终于实现了统一。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首度重新赢得尊严。毛泽东因此广受称颂。

很多中国的爱国人士有一天大约会后悔他们的热忱。毛泽东不止转而反对他所称的“阶级敌人”，或者事实上是任何没有盲目追随他的人，而且还发动了针对中国人民的暴力，其规模之大、程度之烈，甚至超过日本人。文化大革命只是他的最后一次清洗，其间据信有多达两百万人遭到杀戮。

但毛泽东统一中国并恢复民族自豪感的功业，依然是很多中国人尊重他的遗产的一个理由，也是中国共产党为其继续垄断权力进行辩护的一个理由。对暴力无序状况的恐惧深藏于中国人心底，且不断灌输到各个年龄段的中国头脑中。党的宣传干部坚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中国将再度堕入混乱之中，沦为敌对大国的猎物。

但即令共产党统治已在其他几乎每一个地方崩溃，中国共产党仍在掌权。之所以如此，另有其他原因。

党极其出色地适应了资本主义。中国执政者目睹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实施民主改革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拒绝追随他的先例。在要求实施类似改革的中国人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遭到残酷镇压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知识分子阶层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协议，大多数抗议活动来自这个阶层。一党执政将为民众的致富创造按部就班的条件，用来换取他们克制政治抗议。

就此而言，中国与新加坡没有太大不同，在新加坡，类似协议可以说是以某种不那么高压的方式达成的。事实上，邓小平激赏将资本主义与独裁融为一体的新加坡道路。邓小平被视为中国当代的伟大改革家，和1989年镇压异见人士的主谋。

但共产党统治在中国的成功包含更深刻的历史教训。在中国，皇帝的权力一直获得某种半宗教信条的支持。中国的皇帝充当了天地之间的中介，被当成是半神一样的人物，既是神圣的权威，又是世俗统治者。儒学最初既是道德哲学，同时是政治哲学，日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用来灌输对权威的服从，这个权威从家族中的父亲、宗族中的首领，一直上达皇帝。

这或许并非孔子或其门徒孟子的本意。他们的兴致更多是在向士大夫灌输美德，以及严格尊奉道德规范：古代的儒学，是一种建设和谐社会秩序的蓝图。近期香港发生的抗议活动以及台湾生气勃勃的民主显示，尤其是在传统中国文化大体而言获得较大陆更好保护的地方，很多中国人积极展开行动，反对威权主义。

但今天的执政者之运用儒学支持社会等级制度和独裁统治，并不少于一千年前。官方的儒学信条鼓吹者，对最初作为一套人文主义哲学起步的儒学做了权威主义的阐释。

这一封闭的体系建立在一套正统学说的基础之上，现代改革家要加以挑战或从中解脱，是困难重重的。推翻一个特别的帝制政权是不够的。中国的改革家认为，要能打着民主的旗号上演一场真正的革命（二十世纪最初数十年间有过这样的尝试），必须铲除那套正统学说以及那些神圣的统治者。

那是所谓1919年五四运动的主旨。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打着“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走上北京街头游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挟持中国文化和政治数千年的儒学，必须让位。对一些中国思想家来讲，科学成为一种可以解释一切的新的信条。

马克思主义能吸引到五四一代中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恰是出于那一特定原因。它以一种带有强烈道德内涵的非主流现代政治和科学正统，填补了儒学之后的真空。早期共产党领袖之一刘少奇（日后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清洗，在监狱中潦倒至死）1939年写有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小册子。他对理想革命家的刻画侧重于“修养”，这听上去非常儒家。

即使是在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诞生之后，政教分离也没有发生。毛泽东的行止就像是神一般的皇帝，其思想如同经典儒家文本那样，必须加以诵读和尊崇。1960年代，哪怕是对“红宝书”的不敬甚或只是无视，都有可能被视作亵渎神圣，某人可能因此而被送入集中营进行劳动教养——也就是说，他或她已经保住性命，没有被处死。

毛泽东去世后，特别是在邓小平实施了资本主义的改革之后，毛泽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开始丧失效力。党员口头上尊奉党的正统，儿童依旧在学校中学习这种正统，但民族主义，乃至于少量陈腐的儒家主张开始取代陈旧的共产主义信条。这也形成了一些中国人和专家描述的“精神真空”。

填补这一真空的一个方式是皈依基督教，或者加入法轮功之类精神修行团体，党的领导人对此惊恐不已。政府殚精竭虑，要摧毁在党的控制之外独立运作的宗教组织，这恰恰是因为，与官方正统主张展开竞争的那些信条，就义理来讲是颠覆性的。习近平主席充分意识到了这一麻烦。他之所以竭力收紧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复兴毛泽东思想，同时弹压大学、大众媒体和网络中的不同意见，原因不外于此。对他的个人崇拜强调严格的家长式领导，强调其哲学思想的权威，这被广泛视作要在接二连三的温和技术官僚治理多年后恢复共产主义式帝国统治的一种方式。

然而，习近平不是毛主席；他缺乏成为现代皇帝的那种非凡魅力。但新加坡模式的某个更严厉版本依旧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代表秩序、伟大国家和某种被称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东西，由此为其统治确立正当理由，同时（一些）中国人继续致富。这一类社会主义的确切属性不是非常重要，人们是否真心相信这种社会主义也不是非常重要。儒家一样有很多门派。

重要的事情是，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强迫人们服从。而只要党继续掌权，国家对精神和思想生活的控制就将继续阻止人们找到任何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

（作者生于1951年，荷兰作家，现任美国巴德学院人权与新闻学教授。主要从事亚洲研究，在国内出版的著作包括《零年：1945》等。本文原题“The Tenacity of Chinese Communism”，见于《纽约时报》，2019年9月29日出版。听桥，愉快译出，有多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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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19/09/28/opinion/sunday/china-communist-party-confucianism-70-anniversary.html?action=click&module=Opinion&pgtype=Home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