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状况（之二）
【译者按】
本文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生于1953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伊利亚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国内政治、中国外交、中国军事与安全及亚洲国际关系，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学者。
沈大伟著述宏丰，目前已发表著作三十余部，论文三百余篇。近期著作包括：China's Future (Polity Press, 2016)；The China Reader: Rising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Tangled Tit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owman & Littlefield, 2012)。
本文是作者2016年3月出版的著作China's Future的第四章（原题：“China’ s Polity”）第一小节“中国近期的政治演变”的第五即最后一部分。本章一共两个小节，分别涉及中国近期的政治演变和未来的政治演变方向。其中第一小节又分为五个部分，分别论及1985至2015年间中国政治风向演变的五个主要阶段，即：1985至1989年的开明新权威主义、1989至1992年的新极权主义、1993至1997年的硬威权主义、1998至2008年的软威权主义、2009至2015年的硬威权主义。
全书共五章，分别涉及中国未来的可能发展道路，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政治状况，以及对外关系。之前的内容参见本公号。
余下章节将陆续译出，请继续关注。译文中生硬和错漏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收缩和回归硬威权主义
确定准确的日期较为困难，但在整个2009年，中共共产党领导层收回了政治改革的脚步并复归保守主义路线，完全抛弃了政治改革派所推动的那些议程（除了任期限制、退休方面的规范和干部中期培训），上文于此已有描述。当局没有正式宣布过，但在那年下半年，政治气氛的转变确凿无疑。当时我正在北京休学术假期，见证了诸多变化。尽管中国共产党在2009年9月召开的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另一份立场开明的决定，但这份文件实际上胎死腹中。文件内容早已被一些议题取代，并在公布之前就已了无声息。决定重审了先前十年间的诸多政治改革举措，并暗示曾庆红的政治改革将继续进行。但没有。一些党员在与我的讨论中指出，该文件历时一年准备，经多次起草，被视作先前十年政治领域诸多改革举措的一次最完备呈现（中国官方文件时常这样，概述早已施行的政策而非宣布新的举措）。而且，从传统上讲，四中全会一般讨论政治事务，所以当局必须直面这一议题并发布一份结论性的公报。尽管日后被放弃，但假如领导层的构成和倾向再度发生转变，该决定（如同2004年的四中全会决定一般）仍大有可能构成党回归政治改革议程的基础。
2008至2009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加剧了党的紧张感并推动政治方向急转。2008年3月，西藏拉萨发生暴乱。2009年夏季，这一幕于新疆乌鲁木齐重演。2008年奥运会以及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而于10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阅兵（两次活动我均有见证）还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检验其安全举措并在其首都建起一张密不透风的安全网。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骚乱事件的数量攀升，还刺激了省以下安全机构的不断膨胀。
我认为，人员和机构方面的考量一样重要。曾庆红已经退休，政治改革蓝图失去了位高权重的庇护者。胡锦涛并不是一位强势领袖，在党内或军队内部并未施展太多权威（他之赢得尊重只是凭借其正式职位）。他当过党内官员的背景或许令他天生就倾向于反对政治改革议程（尽管之前六年间这一议程是在他的支持下推行的）。我大致同意，胡锦涛容易受更强势人物和制度性利益的操控。那段时间前后，在强化国家控制过程中拥有巨大利益的四方强势力量结成了一个强大联盟：党的宣传部门、国内安全机构（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国有企业部门、军方和准军事武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这四方强势力量（我称之为“铁四角”）和领导这些力量的政治局常委（包括如今声名狼藉并已经入狱的周永康）有办法说服逆来顺受的胡锦涛（他不再屈从于曾庆红在政治局中扮演的积极角色）：自高层推动的政治自由化可能造成局面失控并危及党的统治。相反，他们给出了放弃政治改革计划、撤销政治改革的核心举措并代之以严密的安全控制和党的控制的理由。（注24）鉴于高压政策的推行耗资靡费，这些机构还可能因政治上的收紧而在经济上获益。2011年，国内安全预算首度超过军事预算（前者为835亿美元，后者为812亿美元），之后的连续三个财政年度均是如此。最后，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领导层注入一种自大感，即作为发展模式的华盛顿共识已经衰落而北京共识似乎获得了证明。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些因素都推动了2009年北京的政治转向。
自习近平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任总书记以来，保守派得以继续当权。习近平的表现证明了他是一位相当反自由主义的领袖，并且他主导了甚至更为严厉的高压政策，这样的高压自2009年以来是显而易见的。对各类异见人士和社会活动人士的镇压持续不断；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受到严密得多的管制（见第三章）；基督教会的十字架和教堂遭到拆毁；维吾尔人和藏人屈服于愈加严重的迫害；数百名维权律师遭到拘押和审判；公开聚集受到严格限制；出版物遭到大面积审查；大学正式禁止课堂使用外国教科书；知识分子处在严格审查之下；境外和国内非政府组织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政府监管压力，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已被迫离开中国；对“境外敌对势力”的攻击定期发生；负责“维稳”
的安全官员遍布全国。官方起草和订立了一批新的涉及国家安全、网络安全、恐怖主义和非政府组织的干扰性规章和法律。当今中国的高压之甚，超出天安门事件之后的1989至1992年间以来任何时期。（注25）
图4.3 习近平
来源：Flickr.com.
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是一位真正坚韧的统治者和强势领袖：在前任胡锦涛治下游移不定的“失去的八年”之后，他恰恰是很多人认为中国需要的那种领导人。（注26）习近平展露的是坚定和自信。最近离世的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这样谈及习近平：“他意志力强大，胜过胡锦涛，而胡锦涛一路上升过程中并未经历习近平承受过的艰难困苦。”（注27）
习近平在较短期内聚拢的权力之大，超过邓小平（一些人认为是毛泽东）以来的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他已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鼓励围绕他进行的个人崇拜。身为领袖，他主动出击，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极其活跃，为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发展勾勒出清晰而详尽的愿景。他的很多见解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得以呈现，这部厚达515页的巨著收集了习近平的诸多讲话，令人想起《毛泽东选集》。（注28）就任之后不久，习近平即阐明了他的“中国梦”，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愿景。习近平主导了三中全会一揽子改革举措（见第二章）的起草。自掌权以来，习近平想方设法，全面强化了党的权力，褫夺了之前赋予其他制度参与者的有限自主，并重新确立了党对广泛的机构和活动的控制。（注29）
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习近平在党、政府和国家安全机构内部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运动。迄今为止，运动正以强劲势头推进。2013至2014年，无数省部级和地方官员遭到调查和惩处：总计有超过180000党员和政府官员、74位省级官员、4024位人民解放军军官（包括82名将军）以及68位部级和副部级官员。包括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人在内，30位党内和军方高级领导人（所谓的“大老虎”）被拉下马并投入监狱。这场运动目前仍在继续，深受公众欢迎，无疑对中国是件好事（但也揭示出腐败的无所不在）。另一方面，反腐运动正演变为一次有选择的清洗。很多江泽民派系以及越来越多胡锦涛派系的官员落马，但没有一位习近平自己的太子党同僚遭到调查。在一个太多裙带关系占据要冲位置的政治系统中，习近平在其两位前任尚且健在之时清洗他们的关系网络，这显得不是特别机智；拉拢他们可能是更好的策略。反腐运动还必然形成这样的副作用：瘫痪全国的干部系统，因为全部4500万党和国家干部（以及数千军官）每日都在思量，他们会否成为习近平陷阱的下一只猎物。也即是说，反腐运动固然必要并且受欢迎，但也对体制构成极大压力，而这体制已相当依赖反腐运动。此外，运动目前指向腐败行为表面（贿赂、私人别墅、奢华生活、奢侈品、情妇），而非腐败的体制根源（缺乏透明度、缺乏自治的媒体、缺乏自主的司法、寻租、审计和税制松懈、缺乏政治竞争）。
但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系统内部是极其脆弱的，习近平强悍的气质和坚定的政策掩盖了这一切。中国人使用的俗语“外硬内软”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当下状况的恰当描述。当局的镇压举动昭示着其内部深切的不安全感。中国共产党政权没有安全感，毫无自信；恰恰相反。自信而有安全感的政权不必依靠镇压手段来统治，政治上的脆弱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领导人正面对层出不穷的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日渐加剧的广泛外部挑战，本书前两章已审视过那些国内问题，下一章将讨论外部挑战。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恐惧。
观察中国的圈子中流传的一种理论认为，习近平的强悍策略预示着更加开放和更富改革精神的方向将在其任期的晚些时候出现。我不认可这一看法，正如同2012年习近平上台时我就怀疑这样一种论断：他是一位政治改革家，可能开启体制改革之门。（注31）假如自由化发生了，那大致是政治局其他领导人对他施压的结果——2017年十九大之后，这并非不可想象。但依我对领袖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判断，他们是以零和视角看待政治的：在他们看来，在体制内与其他民间行动者分享权力并向他们赋权，无疑将瓦解体制，并令他们自身丧失权力和特权。习近平和当下中共共产党领导层身上具有上文描述过的浓厚保守派传统。习近平诸多讲话勾勒出的“宏大愿景”（上文提到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论及中国公共政策的几乎所有领域——经济发展、文化、科学和技术、生态、法律、腐败、社会、国防、外交关系以及其他领域——唯独没有只言片语涉及政治或政治改革，这或许并非偶然。一部从理论上讨论治国理政的著作没有讨论政治，这相当反常，但非常有启示意义。回溯至邓小平，习近平之前的所有前任都谈到过政治改革，除了他。政治改革似乎不是他的口头禅或者不在他的头脑之中。
习近平强调了“法治”，这是事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也是法治（回想一下，习近平掌权之前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十七届四中全会，主题是政治改革和“党的建设”），但对习近平而言，法似乎是党国手中执行其命令和统治的工具。四中全会形成了一份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注32）这份文件无处不是在露骨地表明，党应当指导法律的应用，比如：“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注33）。党自身由其党内法规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之类机构来管理。假如党的官员同时被发现违反了国家法律，他们随后将面对国家司法系统的检控。正如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资深学者陆思礼（Stanley Lubman）所观察到的那样（注34），党或许也更能理解司法程序独立于党的决定的必要性，但因为党对颠覆性活动或者政治敏感活动定义宽泛，它就限制了任何真正试图将司法机构与党分立的举动。总之，党统领它所称的“政法系统”并非偶然。但一些法律学者从四中全会决定中看到了潜在进步的内核。郭丹青（Donald Clarke）提到：“四中全会决定抨击了一些领导干部插手具体案件的举动，并要求建立一套制度，记录他们的那些举动。”（注35）郭丹青还提到，四中全会决定一并采纳了疑罪从无原则，并扩大了“人民陪审员”（与陪审团相似）与法官协作审理案件的范围。（注36）（陆思礼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郭丹青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译注）
预料习近平将掌权直至2022年，届时（依据宪法规定）他将在两个国家主席任期届满之后，于69岁退休。这一精心编排的脚本将如期上演。但存在两种变数，可能扰乱这一设想。（正常情况下，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将至2023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译注）
首先是习近平在其任期届满之前被推翻的几率。尽管这不大会发生，但并非全然不可想象。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及其个人的大权独揽，已疏远了相当多的高级和中层干部。（注37）军队中的清洗（超过4000名军官和82位将军，包括两位高级别的前中央军委委员）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时期，包括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都更加彻底全面。习近平需要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的支持，因之，清洗人民解放军令人相当惊讶，而且风险巨大。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史中，军方介入精英政治的历史相当长；高级军官介入，推翻并逮捕党的文职领导人，过去发生过不止一次。以往，这样的事情发生后，会有不满的政治局级别文职领导人里应外合。尽管缺乏扎实的证据，认为习近平清洗前高级领导人薄熙来、周永康和令计划（更不用说与在位高级领导人有关联的数千名二线但也是位高权重的官员了）惹恼了他们在中南海的不少盟友，仍是理由充分的。香港媒体（有关精英勾兑的准确消息往往泄露到这里）充斥着江泽民警告习近平收手并压下反腐运动的报道。一大批受到江泽民提携的干部已经遭到逮捕。对习近平而言，最危险的事情或许是2014年以来持续不断的谣传，即曾庆红正是进入其视野的下一只“老虎”。考虑到曾庆红之前权倾一时，与江泽民关系密切，以及在上文描述过的1998至2008年的政治改革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对习近平来讲，拿下曾庆红可能是前所未有而且极具风险的举动。这样做可能引发针对他的政变（曾庆红在军方也有其个人关系）。过去一年里，习近平已两次撤换其个人保卫单位，这或许预示着他也担忧这种事情可能发生。
再一种扰乱习近平将于2022年卸职预期的可能是，他会动用一些手腕来延长其任期。该假设认为，届时他或许变得权势冲天，乃至于以某个正式身份留任——可能恢复党主席之职（2002年，江泽民一样不愿放弃权力，当时他也试图如此行事）。即令他确实如人们预期的那样于69岁退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仍可能成为中国政治的幕后教父。
(作者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伊利亚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听桥 译)
(作者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伊利亚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听桥 译)
注释：
24. My sense of this bureaucratic coalition and its preferences derives in large part from discussions I had with numerous individuals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the media and propaganda system, and the military during the winter of 2009-2010 (when I was a resident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5. For an extensive description of repression in China today see Sarah Cook, The Politburo’s Predicament: Confronting th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pression (New York: Freedom House, 2015).
26. For profiles of Xi Jinping, see Jonathan Fenby, “What the West Should Know About Xi Jinping, China’s Most Powerful Leader Since Mao,” New Statesman, June 23, 2015; Evan Osnos, “Born Red,” The New Yorker, April 6, 2015; Willy Wo-Lap Lam,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London: Routledge, 2015).
27. Graham Allison and Robert D. Blackwill, with Ali Wyne,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for the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2), p. 17.
28.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14).
29. See Christopher Johnson and Scott Kennedy, “China’s Un-Separation of Powers: The Blurred Lines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5).
30. Sources: “Briefing on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CCP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briefing March 25, 2015; N.A., “The Devil, or Mr. Wang,” The Economist, March 28, 2015; David Lague, Benjamin Kang, and Charlie Zhu, “Special Report: Fear and Retribution in Xi’s Anti-Corruption Purge,” Reuters, December 23, 2014; Yin Pumin, “War on Graft,” Beijing Review, March 12, 2015.
31. See David Shambaugh, “The Reformers Cometh? Don’t Bet on It,”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6, 2012.
32. Documents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15).
33. Ibid, p. 9.
34. Stanley Lubman, “After Crackdown on Rights Lawyers, China’s Legal Reform Path Uncertain,” Wall Street Journal, “China Realtime” Blog, July 31, 2015: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5/07/31/after-crackdown-on-rights-lawyers-chinas-legal-reform-path-uncertain/.
35. Donald Clarke, “China’s Legal System and the Fourth Plenum,” Asia Policy 20 (July 2015), p. 14.
36. Ibid.,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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