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状况（之一）
【译者按】
本文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生于1953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伊利亚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国内政治、中国外交、中国军事与安全及亚洲国际关系，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学者。
沈大伟著述宏丰，目前已发表著作三十余部，论文三百余篇。近期著作包括：China's Future (Polity Press, 2016)；The China Reader: Rising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Tangled Tit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owman & Littlefield, 2012)。
本文是作者2016年3月出版的著作China's Future的第四章（原题：“China’ s Polity”）第一小节“中国近期的政治演变”的前四个部分。本章一共两个小节，分别涉及中国近期的政治演变和未来的政治演变方向。其中第一小节又分为五个部分，分别论及1985至2015年间中国政治风向演变的五个主要阶段，即：1985至1989年的开明新权威主义、1989至1992年的新极权主义、1993至1997年的硬威权主义、1998至2008年的软威权主义、2009至2015年的硬威权主义。
全书共五章，分别涉及中国未来的可能发展道路，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政治状况，以及对外关系。之前的内容参见本公号。
余下章节将陆续译出，请继续关注。译文中生硬和错漏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中国的党国更妥当应对先前两章中概述的广泛经济和社会挑战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性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放松、加强还是维持其当下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中形形色色构成元素的掌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未来。为理解关乎中国未来的这些可能选项（本章末会加以考量），要紧的一点是理解当下的政治态势及其如何演变到今天这一步。中国当下的硬威权主义局面自2009年以来就存在，并与2009年之前不同。这样，要预判未来的诸种可能，理解这一背景及演变就至关重要。
中国近期的政治演变
在我看来，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政治风向经历了五个主要阶段。如图4.1所示。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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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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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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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的新权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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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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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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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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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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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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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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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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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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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中国的政治风向1985-2015
这三十年间，中国的政治风向存在一个明显的一放一收的摇摆模式，即放收周期，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对这一周期耳熟能详。这一自相矛盾的分裂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层内部长期以来存在两个彼此争讼不休的思想学派：一派人青睐的是由党来管控的谨慎政治自由化；另一派人对此坚决抗拒，并设法维持对社会的各式高压控制。让我们称他们为政治改革派和保守派。前一派人倾向于倡导更为宽松大胆的经济改革举措，他们相信，政治上的松绑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讲必不可少。但后一派人不认为社会经济改革必须辅以政治改革。就经济理当加以“市场化”的程度，后一派人内部也存在冲突，一些人支持谨慎的市场化，而其他人则力倡国家在经济中扮演强硬角色。
三十余年间，这一根本性的分歧显而易见。在研究列宁主义一党体制的学者那里，这两种倾向还以“意见团体”而著称。（注1）共产主义党国一个世纪的历史揭示出，这些国家的政治系统并非铁板一块（或许朝鲜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例外），相当直来直去的争论发生在党和知识阶层内部。对这些党内争论的细究以“趋势分析”而闻名。（注2）围绕统合主义的经济和制度利益还形成了利益群体。（注3）事实上，自苏联的赫鲁晓夫时代（1953–1964）以来，包括中国在内，在所有共产主义党国都有人倡导政治改革和开放。他们在某些阶段兴起，随后遭遇党内保守派抵制，通常在斗争中落败。他们可能缓和自己的立场，并因惧怕迫害而保持沉默，但到诸如某位党的新领袖暗示政治上的经验主义再度成为风尚之时，他们的更开明倾向就在党内和社会上逐渐流行开来。
大体而言，这也是1978年后改革时代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模式。诚然，即令政治改革派认为一党统治和党的政治领导权理当保持，他们也相信，假如党更加开放，更加宽容，党就能治理得更好，能赢得社会更大程度的支持。保守派则认为，这将导致党的解体，并对“无产阶级专政”构成根本威胁。保守派也希望党变得强大，但在他们看来，力量只在于维持而非放松控制。
这种意见上的张力成为1950年代晚期以来中国政治摇摆的要害所在。1950年代晚期的百花齐放运动催生了反右运动的高压和大跃进运动的大规模群众动员。在那段严酷时期，超过四千万人死亡，数十万人被贴上“右派”标签。随之而来的是1962至1965年的三年解冻，当时邓小平和其他改革家掌控局面，毛泽东退居二线。他们着手实施了广泛的经济改革举措（这成为1978年之后改革的先声），放松了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毛泽东回归一线时，以激烈而狂暴的动作回应邓小平的开明改革举措，他斥责他们为“修正主义者”，并发动了灾难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之久。这十年间，中国政治局面扭曲，首度堕入无政府和内战状态，直至1969年军方介入，恢复秩序；之后，在毛泽东晚年和四人帮治下，中国堕入另一轮极权主义专制当中。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经历了六年所谓“华国锋过渡期”（华国锋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这一时期，华国锋与邓小平和其他更资深领导人之间存在微妙的派系争斗。自1978年起，这批人重新掌权，并发动了连串密集改革。
开明的新权威主义
这些改革措施包括重建已被文革毁坏殆尽的政治系统。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亲自将政治改革提上全国议事日程。（注4）这篇讲话暗示，巩固党国的制度是邓小平的优先考量。但他也知道，这个政治系统必须在规范性和程序性方面做出改变。他开始采取措施，开放这一体制。当时我在中国当学生，见证了邓小平改革早期，中国社会从漫长的社会主义蛰伏和文革噩梦中苏醒的过程。但在1984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期间，我一样目睹了保守派的反戈一击。
首先，邓小平接触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的多数时间里只经历过残酷镇压），设法寻求他们支持和参与经济改革进程。他明白，没有这批饱受攻击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的帮助，中国绝无可能实现现代化。随着1979年官方下令为他们摘下右派标签，允许他们回到工作岗位（这是在他们失去人生中最有创造力的二十二年时间之后！），甚至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也不再蒙受污名。其次，邓小平建立起了更具协商特色的决策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负有领导职责的官员可以利用新成立的研究机构（“智囊机构”）提交的一系列建议。（注5）政策不再会通过专断的命令做出，而在毛泽东时代正是如此，邓小平谴责这样的决策，视其为中国落后和文革混乱的根源所在。用邓小平的不朽名言来讲，今后，决策理当“实事求是”。
后一类改革举措直接造就了1980年代中晚期共产党中国政治改革的黄金时代。身为领袖的邓小平如同大家长，放手其指定的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探索“政治体制改革”。这触发了一系列广泛的政治实验，包括“党政分开”。1986年，要求民主的学生发动示威游行，强硬的保守派领导人问罪于胡耀邦的自由主义，胡耀邦随后被当成替罪羊，革除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赵紫阳接替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继续力推越来越多的政治改革。从本质上讲，赵紫阳是一位激进的改革家（注6），他采行了一批智囊的建议，这批智囊迷恋当时流行于新加坡和东南亚国家的“新权威主义”理论。他们相信，新加坡模式可以更大规模地复制到中国，那将有助于推行广泛的“改革和开放”政策。邓小平开始向新加坡派出考察团，研究这个城市国家的运转。如学者布鲁斯·吉雷（Bruce Gilley）所述，“在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容忍象征性的反对派，提倡市场经济，通过容易摆布的法庭执行的司法命令实施统治。这样的执政党是值得效法的典范。”（注7）国家治理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技术官僚和一批廉洁的公务员掌握。新加坡模式中的若干元素得以在中国试行，但因1989年4月和5月间“要求民主”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各地爆发，赵紫阳和他的同僚从未得到充分机会实现他们的政治愿景。1989年6月4日，北京的示威理所当然地遭到野蛮镇压。赵紫阳被清洗出局，在软禁中度过余生，直到2005年去世。1989年的诸多事件还扼杀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自由派路线。（布鲁斯·吉雷是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 Mark O. Hatfield 政府学院教授。——译注）
新极权主义
镇压之后是残酷复归极权主义统治，这段时间自1989年持续至1992年。象征毛泽东时代极权主义巅峰的许多高压方法再度复兴。斯大林式的强硬派领导人攫取了北京的权柄，军方确保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的控制。
但自1992年晚些时候，局面开始发生变化，严厉的控制开始松动。触发这一切的是邓小平的最后一次政治行动即所谓“南巡”。1992年2月，经济改革的付诸阙如和后天安门时期领导层的暴政令邓小平深感不安，于是他前往南方的广东省旅行。在那里，邓小平批评政治上的“左”，要求重启经济改革，尽管他已经退出公共生活，眼下身体相当虚弱。邓小平的努力见效了，以当年秋季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为肇端，新领导层上台，并开始逐步回归改革议程：经济改革起步，随后在1998年启动政治改革。
硬威权主义
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批准江泽民全面接班邓小平。江泽民当时是名义上的领袖，仍需要若干年来巩固其权力基础。那次党代会前夜，应邓小平要求，包括他的长期战友加同志杨尚昆将军（当时身兼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内，数位强硬派高级领导人被迫退休。邓小平安排其长期接班人（到2012年）的最后手段中的另一招是，胡锦涛首度亮相政治局常委会。胡锦涛曾供职于共青团和中国的几个西部省份，当时是一名年轻官僚，由宋平和其他党内元老向邓小平推荐。即令如此，政治局常委会的其余常委依旧因天安门事件声名狼藉，他们持有非常保守的观点，其中包括总理李鹏、大权独揽的安全官员乔石和军方最高领导人刘华清。
也就是说，尽管邓小平成功实现了对领导层中平衡关系的细微转向，并再度设法强行启动经济改革（刺激GDP增长连续四年达到两位数），但北京的政治气氛依旧受到非常多的钳制，并保持严厉的高压状态。江泽民的权力尚未得到巩固；党自身近乎死亡的经历以及刚刚见证的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党国的瓦解和崩溃，仍然创痛中国领导人的精神世界。他们依旧深信不疑的是，1989年，假如他们不曾采取致命的行动，中国共产党也可能遭遇同样的下场。在他们头脑中，政治改革是最遥远的事情。事实上，他们将造成苏联共产党统治和苏联自身崩溃的责任，明确归结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和西方国家颠覆性的“和平演变”举动。这是他们对苏联政权1989至1991年间内爆的最初一致解释。但随着时间推移，当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崩溃展开极其细致的评价，更微妙和根本上不同的叙述和解释出现了。评价改变了，领导层看待政治改革的方式也就改变了。
软威权主义和自高层起步的受控政治改革
领导层对苏联和东欧倾覆的评价有一个前后转变的过程，这对理解1989年后至今的中国政治演变至关紧要，也是透视中国共产党评价日后爆发于苏联地区“颜色革命”的棱镜，这些革命发生在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摩尔多瓦（2009年）。2007年，缅甸也经历了由僧人发起的类似暴动，即“藏红花革命”，这场革命在缅甸带来军人统治的松动和民主改革起步。接着，自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随后蔓延至埃及、利比亚和北非，并在整个中东地区触发政治动荡。最近，马来西亚和黎巴嫩经历了类似的大规模政治暴动。
所有这些全球性事件都令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深感忧虑并饱受精神创痛。自1989年以来，他们就生活在被从内部推翻和从外部颠覆的偏执和恐惧当中。这是领导层日常意识的一部分。党定期发动宣传攻势，对“西方敌对势力”时刻高度警惕，并提醒广大普通党员，党正面对“生死存亡的威胁”。比如，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九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注8）这份措辞严厉的指令特别警告全国所有党委和党员特别防范七大“错误思潮”：
1.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2.宣扬“普世价值”，企图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
3.宣扬公民社会，企图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4.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5.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我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
6.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
7.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
九号文件断定：“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反渗透形势依然严峻，只要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西方反华势力对我们施压促变的立场就不会改变，就会把西化分化和‘颜色革命’的矛头始终对准我国。对此，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更不能掉以轻心。”（注9）这令人有不祥之感。（本处有关“九号文件”的译文直接取自网络流传的文本。——译注）
对内部反对和外部颠覆的这些双重恐惧是真真切切的，理解这些恐惧对在具体情境中考量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过去二十五年间在政治领域的做为无疑至关紧要。尽管恐惧始终如一，但自1989年至2004年间，党内对苏联和东欧崩溃的评价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变化（2004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给出了正式结论）。我在我的上一步著作《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对这一演变过程有详细叙述。（注10）大体而言，党内有两类解释在彼此抗衡。
第一派人是保守派人士：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早期的开明改革举措与西方颠覆性的“和平演变”策略同时见效，直接促成了苏联的崩溃并在其他地方撒下“反革命”的种子。他们同样断定，东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执政当局对抗议者的妥协直接导致了它们的垮台：而假如这些国家的当政者如北京在1989年那样动用武力，它们原本可以挺过那场危机。1989年12月，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权决定动用武力，但军方和国家安全部门陷入分裂并背弃了齐奥塞斯库政权，结果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推翻，并在圣诞节前夕遭遇极刑。我们现在知道，同样一幕发生在1989年10月9日的莱比锡，这预示着东德政权的结束。当时，共产党领导层选择了“中国式方案”。当天晚间，东德国家安全局（Stasi）部队被武装起来，他们接到动用致命武力的指令，但在遭遇大规模示威时并未从命。示威人群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他们的预计。（注11）在北京，当时有正规军事单位奉召进入，但莱比锡不像北京，准军事性质的国家安全局并未配备实施大规模致命镇压的装备，或者事先没有准备。
从这些事件当中，中国共产党保守派人士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
·不介入党内或者政府内部早期的开明改革举措，保持对党和国家机构的完全主导和铁腕控制。
·西方（特别是美国）从内部削弱和颠覆共产党政权，通过和平手段使共产主义制度演变为民主制度的努力——即所谓的“和平演变”政策——从来没有松懈过，对此应提前采取行动。特别是，要高度警惕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和宗教活动人士：它们就其自身而言具有颠覆性，但将得到西方政府、情报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加强和保持党对国内安全部门和军队的绝对控制，抵制对它们进行“国家化”的危险尝试。
这些结论曾经是并且目前依旧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保守派从苏联和东欧崩溃中学到的最主要教训。此外，他们断定，推动经济增长和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苏联和东欧政权均欠缺这两点）对进一步确保共产党的生存而言是不可或缺的。1989至1998年间，保守派人士推动实施了这些他们一致认可的举措。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内出现了第二种分析线索，催生了第二派人，他们力倡实施积极有为的受控政治改革。1990年代中期开始，党的分析家更深入研究了苏联崩溃的原因和东欧的个案。随着研究的展开，他们发现，保守派人士给出的解释随意而省事，并非故事的全貌。他们同意保守派的看法，即安全部门在关键时刻的分裂造成了那些政权最终分崩离析。他们也同意，经济增长和融入世界秩序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原本可能有助于那些共产党政权继续掌权。而且，他们对西方的“和平演变”举措有所认识。但政治改革派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和改革问题上与保守派意见相左。他们未必同意他的所有政策，但断定苏联的党和国家迫切需要改革。他们对苏联崩溃原因的判断，本质上涉及党的机构自身历时数十年之久的收缩。（注12）依据他们的修正主义看法，苏联的衰退事实上始于1930年代的斯大林治下！这一派中国分析家得出的结论是，除了尼基塔·赫鲁晓夫自1956至1964年（当年他遭到罢黜）的改革是个例外，苏联已历经六十年之久不可遏制的衰退，这期间党国变得僵化、顽固、头重脚轻、精英气息浓厚、过度官僚主义、腐败；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在冷战期间变得军事化，外交政策成了冒险主义、修正主义、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
他们分析的结论是，到戈尔巴乔夫掌权并发动改革，苏联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已极度败坏，从而无力承受其震荡疗法。诚然，他们并不同意戈尔巴乔夫的所有改革举措，但他们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对一个执政的共产主义政党来讲，为保持生存，锐意进取、求新思变是势在必然的。僵化导致了板结、萎缩、衰退和最终的崩溃。这些中国分析家注意到，同样一些过程在东欧共产党国家造成了挥之不去的制度性危机（另一个重要事实是，这些国家的革命并非源自本土，它们的政权均由苏联人从外部强行植入）。
也就是说，1989年之后的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内部对苏联和东欧崩溃的评价有一个演变过程，两批截然不同的人马浮出水面：一批人支持高层启动受控的政治开放，另一批人则横加抗拒。保守派的优势局面维持到1997年前后，当年的十五大上，领导层的平衡格局发生改变。（注13）那次党代会之后，饱受斥责的总理及天安门屠杀的公共面孔李鹏最终退避二线，在全国人大担任了一个象征性职位。接替李鹏担任总理的是朱镕基，后者干劲十足、果敢决断、善于解决问题。朱镕基迅速掌握了局面，并主导了对中国经济结构的一次历时五年的系统性整饬。胡锦涛也获擢升至政治局常委会。天安门事件中残存的强硬派人士进入退休状态，其他高级领导人的职位进行了重新配置。正是在这样一个领导层改头换面的背景下，江泽民在向十五大作报告时用一整段话谈到政治改革，他宣布“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注14）此举暗示政治改革派已重新得势：此后，历时十年的受控政治改革自高层启动。（如前文所述，胡锦涛在十四大已升任政治局常委，本段中“胡锦涛也获擢升”一说，原文是“Hu Jintao was also elevated to ……”。——译注）
这段时期始于江泽民任期的最后四年，延续至胡锦涛当政的最初六年，这期间，政治改革派人士悄无声息但一直不断尝试，在若干领域放松了形形色色的政治控制。这十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
·试行了书记差额选举，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差额选举地方政府官员；
·将更多商人和知识分子招募入党（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
·拓展了与非党组织之间的协商，此即所谓“协商民主”和“多党合作”；
·提高了政治局议事日程的透明度；
·改进了党内的讨论和反馈机制，此即所谓“党内民主”；
·规范了中共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间的磋商；
·重建了地方的党小组和党委；
·推行了更多的精英人才选拔标准，用于考核和提拔所有干部（由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和国务院的人事部负责实施）；
·面向全部4500万国家和党的干部实施了一套强制性的中期职业培训制度（每三年三个月）；
·执行了任期限制和退休方面的要求；
·每隔若干年在不同岗位上对官员和军官进行轮岗；
·放松了对官方和民间媒体的控制；
·给予知识分子更宽广的空间，允许他们形成和发出更多元化的意见；
·令包括国内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公民社会得以迅猛增长；
·在高等教育系统引入了更多国外理念。
通过这样一些改革措施，党的领导层显然试图（自高层起步）对中国的政治系统实施渐进自由化并为之松绑。这一受控的做法直接源自政治改革派对苏联和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崩溃原因的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锐意进取的变革是避免陷入曾经困扰所有苏联和东欧前共产党政权的停滞陷阱的唯一办法。到2009年，这样的看法一直盛行于党内，并以“柔性威权主义”或“调适”范式而为很多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所熟知。
江泽民当政的最后数年和胡锦涛当政的最初数年间，政治改革派占据主导地位，直到2009年风云突变。江泽民与胡锦涛的一大重要共同点是都支持另一位高级领导人曾庆红。（图4.2）
图4.2 曾庆红
来源：路透社
在我看来，曾庆红是政治改革派诸多举措的幕后主脑。（注16）曾庆红是江泽民最亲近的密友，由江泽民自上海提携（所谓“上海帮”之一）。一旦步入权力中心，随着地位和影响日渐壮大，曾庆红即迅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执掌党的政治局书记处之后，他继续担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党校校长，直至担任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在这段时间里，曾庆红是政治局常委会资深常委和江泽民的得力助手。
曾庆红狂热忠诚于江泽民，以精于算计的内部操盘手著称，但同时也显示出他对政治和共产党的角色持有进步主义的立场。这在2004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变得确凿无疑：中共中央发布了重要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起草该决定的委员会由党的领袖胡锦涛授命曾庆红负责。中国共产党历时数年研判前苏联崩溃的原因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启示，该决定是相关结论的集中呈现。如决定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注17）（本段两处引文在《决定》原文中是在不同段落内，后一段引文实际上出现在《决定》开头，但作者原文将这两处引文放到了同一个引号内，以省略号相连。译者已有调整。——译注。）
本次全会结束之际，曾庆红还发表了主题讲话，就全会的决定进行了说明，并总结了苏联内爆的经验教训：这是自高层起步，发动受控政治改革的蓝图和训令。（注18）曾庆红将苏联崩溃的原因归结为僵化（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一批大党老党相继失去政权。当时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在一夜之间国家解体、政权垮台；当年的苏共是一个拥有88年历史、1500万名党员的大党，却被解散。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尽管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很重要的一条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执政体制僵化，执政能力衰退，执政成绩不能令人民满意，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注19）到2004年发表这番讲话，曾庆红推动其政治改革计划事实上已有六年。该计划继续推行了四年，直至2009年下半年间党急剧转向。（注20）曾庆红必须于2008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后正式退休，这一事实意味着政治改革计划眼下缺少了最重要的军师和高层支持者。（本段引文中，第二句分号前的原文是：“A Party that is not dynamic and does not change with the times will become moribund and cut off from its popular base until it ultimately dies. ”但在曾庆红讲话中找不到对应的表达。这里的引文据《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载《人民日报》2004年10月8日。暂无法找到作者注释中提及的中文著作进行查证。另：曾庆红在2007年的十五大上退出全部党内职务，仅保留国家副主席职位至2008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召开。——译注）
曾庆红退休后，总理温家宝成了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位支持政治改革的高级领导人。在其任内最后一些年间（他于2012年退休），温家宝在多次讲话和受访过程中呼吁推进政治改革和政治公开。2010年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未在中国国内流传）时，温家宝表示：“我和中国人民都相信，中国将取得持续不断的进步，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是不可抗拒的。我希望你能逐步看到中国的持续进步。……尽管存在一些阻力，我仍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进政治改革。”（注21）两年后，温家宝将政治改革描述为一项“紧迫”任务。（注22）2012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温家宝最后一次面见记者时再度表示，中国迫切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注23）2009年至2012年间，温家宝为推动政治改革而勇敢建言，这在高层领导中是独一无二的。他退休之后，再无高层领导力倡政治改革，党国体制内部或社会上的那些人因惧怕惩罚而保持了沉默。（待续）（本段第一处引号内的引文是直译，并已调整原引文错误。——译注）
（作者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伊利亚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听桥 译）
注释：
1. See H. Gordon Skilling and Franklin Griffiths,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2. This term was coined by Franklyn Griffiths in 1971. See Franklyn Griffiths, “A Tendency Analysis of Soviet Policymaking,” in H. Gordon Skilling and Franklyn Griffiths (eds.),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3. Ibid.
4. See Deng Xiaoping Wenxuan (1975–1982) [Col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1983), pp. 302–25.
5. See Harry Harding,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7).
6. For Zhao’s background, see David Shambaugh, 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3).
7. Bruce Gilley, “Deng Xiaoping and His Successors,” in William A. Joseph (ed.), Politics in China: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35.
8. Communique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Ideological Sphere: A Notice from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General Office, full transl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file.com/document-9-chinafile-translation. The original Chinese language document is also publicly available.
9. Ibid.
10.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and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Woodrow Wilson Press, 2008), particularly chapter 4.
11. See Mary Elise Sarotte, The Collapse: The Accidental Opening of the Berlin Wall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12. This full critique is provided in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op. cit., chapter 4.
13. See Richard Baum, “The Fifteen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Jiang Takes Command?”, The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98), pp. 141–56.
14. Jiang Zemin,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for All-Around Advancement of the Caus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the 21st Century,” report delivered to the 15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ptember 12, 1997, section VI, available at: http://www.bjreview.com/document/txt/2011-03/25/content_363499_10.htm.
15. See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op. cit.; Andrew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January 2003), pp. 6–17; 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06).
16. I acknowledge that many Party intellectuals, such as Li Junru and Yu Keping, as well as other senior Party officials such as Wang Huning, contributed to the political reform program, but I believe that Zeng Qinghong was the main driver of it.
17. The Decision is available in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ed.), Dang de Shiliuju Sizhong Quanhui “Jueding” [The Decision of the 16th Party Congress Fourth Plenary Session] (Beijing: Xuexi chubanshe and Dangjian Duwu chubanshe, 2004); and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blishes Key Policy Document on Governance Capability”: http://www.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409/26/eng20040926_158378.html.
18. See Zeng Qinghong, “Jiaqiang dang de zhizheng nengli jianshe de ganglingxing wenzhai” [Programmatic Materials for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Ability to Govern], in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ed.), Dang de Shilu ju Quanhui “Jueding” [The Decision of the Sixteenth Party Congress Fourth Plenary Session] (Beijing: Xuexi chubanshe he Dangjian duwu chubanshe, 2004).
19. Zeng Qinghong, “Jiaqiang Dang de Zhizheng Nengli Jianshe de Ganglingxing Wenzhai” [Programmatic Materials for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Ability to Govern], in CCP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ed.), ibid., p. 36.
20. Ironically, the Fourth Plenum of the Seven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which convened in mid-September 2009, issued a very progressive Decision that put the official imprimatur on the reforms of the previous decade—but, in retrospect, it reads more like a eulogy.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Party had been preparing the document internally for much of the previous year and had to go ahead with it, although decisions had been made earlier in the year to retrench and crack down.
21. “Wen Jiabao Promises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The Daily Telegraph, October 4, 2010: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8040534/Wen-Jiabao-promises-political-reform-for-China.html.
22. “China’s Wen Jiabao Calls for “Urgent” Political Reform,” The Daily Telegraph, March 14, 2012: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9142333/Chinas-Wen-Jiabao-calls-for-urgent-political-reform.html.
23. “China Needs Political Reform to Avert ‘Political Tragedy’,” The Guardian, March 14, 2012: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mar/14/china-political-reform-wen-jia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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