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丨衰落中的中国更加危险
原文截图
衰落中的中国更加危险
海尔·布兰兹（Hal Brands）
衰落是个棘手概念。这一术语令我们想到的是，一个像石头那样坠落，实力和能力正全面下降的国家。
但即令一个国家自身实力仍在增强，相较于一个快速增长的对手来讲，它仍可能处于相对衰落之中。在军事力量等一些领域，它可能飞速崛起，同时基本经济力量开始萎缩。衰落不总是导致一个国家收缩目标：它所制造的紧迫感可能促使雄心勃勃的大国在时间耗尽之前，尽它们所能，攫取所有东西。
习近平的中国即将向世界展示衰落的细微差别。自七十年代开始实施经济改革，中国长期以来对外界有关它将很快遭遇挫折或崩溃的预测不屑一顾。它光彩夺目的发展挑战了现代世界有关国家成功源头的主流观点。在某些方面，中国仍在飞速发展: 其军事力量每年都更令人敬畏。当习近平宣称“东升西降”时，他说出了中国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国家的看法。
但军事力量往往是一个国家发展轨迹的滞后指标: 将金钱转化为军事力量需要时间，而且，即令一个国家的经济财富开始衰减，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建设通常仍持续进行。今天，由于人口灾难和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等原因，中国正面临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的终结，正是这样的经济增长，使得习近平有能力断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将到来。
一方面是经济动能衰退，另一方面，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其胁迫能力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慑力。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组合。
中国的好运和好政策
任何一个像中国这样以惊艳世人的方式崛起的国家，必定时常愚弄那些发出衰落预言的人。最近几十年来，北京一再让那些预言中国即将撞墙的人感到困惑。
毛泽东去世后，一些西方观察人士对中国有能力编订对可持续增长而言不可或缺的政策表示怀疑。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称中国为“巨大的救济院”。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之后，人们普遍想知道，随后到来的政治镇压会否扼杀这个国家的繁荣。整个二十一世纪初，社会科学家和美国官员预测，中国可能要么变得富有，要么变得威权，但不可能两者兼得。少数杰出的分析家通过预测中国崩溃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但崩溃并未发生。自1978年到三十年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十七倍，同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失去对国家的控制。如此增长，成就了中国数十年来的军事建设和不断壮大的经济影响力，令中国成为全球舞台上令人畏惧的力量。
正如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和我在我们即将出版的新书《危险地带: 与中国即将发生的冲突》（Danger Zone: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中论证的那样，这一经济奇迹有赖于好运和好政策。中国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就像是中了人口头彩;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战争和饥荒的不可能组合，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由国家促成的婴儿潮，然后是在1980年实施的一胎政策制度，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庞大的工作年龄人口，他们身边没有很多需要赡养的年轻和老年亲属构成拖累。中国在食物、水和其他资源方面几乎自给自足。中国启动改革的时机恰逢全球化步入加速阶段，这使得中国更容易融入复杂的供应链，并因而成为世界工厂。
好政策也至关重要。毛泽东的一人统治和对经济的一无所知，使中国陷入了一系列自我制造的灾难。他去世后，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走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拥抱贸易和投资，重整税收和监管系统，缩减臃肿的国有企业，鼓励私营企业。随之而来的政治改革限制了中国统治者的权力，壮大了政权内部非意识形态能力的空间。共产党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允许经济的自发性发展，并以加强政治控制的繁荣形式收获了利益。
中国的崛起在思想意识领域和地缘政治方面都震撼了世界: 它削弱了西方冷战后的一些信念，即：繁荣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自由化，民主比独裁可以形成更高的增长率，暴政与健全的经济管理是不相容的。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性重量级国家，一种新的正统观念得到了强化：随着北京超越美国，霸权的过渡正在到来。
政治学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持有不同意见。2015年，沈大伟认定，内部的一些严重问题正在折磨中国，习近平日渐加码的高压统治是不安而非自信的信号。他写道: “尽管西方认为中国是势不可挡的强大力量，但中国经济已陷入一系列系统性陷阱，无法轻易脱身。”
在北京加强对南中国海的控制，并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多个大陆之际，沈大伟奏响了不和谐的音符。碰巧他还是对的。当今中国的不可思议之处尤其在于，恰在其前景开始暗淡之际，世界上许多国家却认为其崛起不可避免。
岌岌可危的发展态势
考虑到有关中国崛起的大肆宣传，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荒谬。毕竟，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 (他充当了传奇般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中间人)所论，一般认为，这个国家注定要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玩家”。
中国确实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优势，这是事实。它有巨大的国内市场，目前是全球约一百三十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它正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其他关键技术领域进行齐头并进的投资。由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担任主席的一个全国委员会2021年警告说，假如美国不能改进表现，中国就可能成为首屈一指的“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但更细致审视，中国的发展态势就开始显得更岌岌可危了。
首先，中国的许多技术成就比它们最初展示的样子要更勉强和更令人失望。例如，北京已经在聚焦于监控领域(这并不奇怪)的人工智能应用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美国在跨度更宽泛的人工智能子领域和应用方面仍遥遥领先。尽管政府提供了巨额补贴，但中国的中芯国际（SMIC）在构成信息时代先进经济体基础的尖端半导体制造方面仍落后数年。
就在今年，北京大学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科学技术进步的坦率评估报告，可以想见的是，党随后下线了这份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是，对标美国，中国在技术上形成了“多数领域‘跟跑’，少数领域‘并跑’，极少数领域‘领跑’的基本态势”。尽管中国的其他优势并不是向壁虚造的，但那些优势无法掩盖贝克利和我去年讨论过的一个现实: 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那种魔力无疑正在黯淡收场。（本段提到的报告，原题《技术领域的中美战略竞争：分析与展望》，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发布于2022年1月30日。——译注）
这个国家的资源丰富已是旧闻: 过度开发毁掉了中国相当多的可耕地; 工业化和污染造成这个国家严重缺水。但更具破坏性的是，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也是陈年旧事了。
一胎政策是魔鬼的交易，目前正造成人口形势内爆。中国总人口将在2028年达到峰值(或者据一些估计，最快可能在今年达到) ，然后至本世纪末会骤降达一半之多。2015年，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达到峰值; 2020年至2035年间，中国的劳动人口将减少七千万，之后甚至会加速减少。中国庞大的老年人口将很快叠加迅速萎缩的劳动力。它将经历和平时期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人口短缺之一，最好的情况是经济停滞，最坏的情况是灾难性的经济收缩。
造成局面恶化的是，开明的经济政策时代已告一段落。改革议程已停滞十多年，因为进一步的自由化——这是向更具创新性、基于知识的经济迈进所必需的——将威胁到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的特权。甚至可以说，习近平已逆转中国的前进方向。政治方面，通过无处不在的高压和灌输，他正将中国带入新极权主义。经济方面，他的政策有一种明确无疑的倒行逆施感。
习近平议程的特点是:以牺牲更具活力的私营部门为代价，偏好国有企业; 对广泛的经济领域实施严厉的、出于政治动机的限制; 攻击央行等相对技术官僚型机构的自主权; 在几乎所有规模的企业中向政治管理人员赋权。中国领导人可能谈到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高科技经济过渡的必要性，但习近平的政策正在扼杀实现这一转变所必需的能力、创造力和自发性。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次“大跃退”——回到了邓小平时代之前那种令中国陷入停滞局面的政策。
还有一个疑问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举措对中国的长期韧性而言意味着什么。正如政治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论，在毛泽东去世后的近四十年间，中国对统治者的任期实施限制，让他们对其他党内精英更加负责，从而避免了“坏皇帝”问题，该问题是与威权统治相伴而生的最严重的病态。但习近平通过清除竞争对手，排挤潜在继任者，巩固自己的权力，系统性地瓦解了这一体制。通过这样一些举动，他使中国能够更快速、更果断地采取行动。但也让这个国家很容易受到冲动或不明智决策的影响——这是一人统治的恒久问题——并在他的统治最终结束时，制造出发生可怕动荡的可能。习近平的中央集权，虽然表面上令人印象深刻，但正在将这个国家送上衰落之路。
最后，一个更自信的中国眼下正面临更多的国际阻力。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年里，针对中国企业和产品的贸易壁垒激增。美国政府对华为发动了一场技术冷战，谋求夺走这家中国公司的高端半导体产品，并将其排除在全球5G网络之外。数十个国家正在更加仔细地审查它们与北京的经济、金融和技术联络; 日本政府提出向企业支付费用，帮助它们退出中国市场。中国仍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但美国和其他强大国家急切助力中国崛起的日子已成为过去。事实上，习近平培育国内市场的努力是在含蓄承认，基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力量崛起的中国，眼下正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新冠疫情舒缓了中国的困境
2021年5月18日，北京，人们路过一幅展示军方宣传的巨大显示屏。摄影：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讽刺的是，新冠疫情舒缓了中国的困境。
一开始，这场流行病似乎预示着一场划时代的全球性转变。美国著名分析人士将其视作“苏伊士时刻”，即美利坚帝国的终极危机。习近平称赞他的政权成功将新冠疫情控制在了国内(尽管是在纵容它逃往世界之后) ，以之作为中国威权主义的宣讲。两年后，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新冠疫情是一个转捩点，但并非以习近平希望的那种方式。
北京掩盖了疫情最初的爆发，随后利用由此造成的混乱欺凌从澳大利亚到德国和英国的一些国家，这之后，大流行病极大刺激了全球范围内的反中情绪。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的三方安全联盟、七国集团、美国在太平洋的双边联盟等多边机构，大流行病由此鼓励了一系列旨在对抗中国实力的举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抱怨说，“冷战思维”再次出现，因为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实施“反华围堵”。
新冠疫情也确认了中国的崛起是多么不平衡: 中国的生物技术部门无法生产任何像美国和欧洲的民主创新经济体大量生产的革命性疫苗那样的东西。即使是中国在国内成功遏制了新冠病毒的强硬手段也变成了陷阱: 清零政策、自然免疫水平低下、疫苗已被证明对高传染性变异病毒效果不佳或毫无价值，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迫使中国一再对主要城市实施封锁，这随即造成各种各样的混乱。
事实上，甚至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中国的重要经济体征就已令人担忧。政府声称经济增长率为6%，但中国内部人士和学术研究表明，真实数字要低得多，而即便是那样的增长，也是不断向效率越来越低的经济体注入资本之后拔苗助长而来的。结果是，2008年至2020年底，总债务增长了八倍，达到经济总量的335%。在其他国家，生产率的下降叠加债务的增加，通常预示着急剧的危机，这些危机会转变成持久的经济困境。
习近平的中国梦包括赶上美国。事实上，他的国家正在放缓脚步。
最难对付的中国
但中国并没有同时在所有领域放缓脚步。这并不罕见: 苏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达到军事力量巅峰时，其经济正处于死亡螺旋之中。上世纪初，英国统治着一个全球帝国，其经济霸权却已经消失。今天，中国在经济上停滞不前，但其迈向世界强国之路却在加速。
中国领导人和宣传机构眼下公开赞扬国家的高瞻远瞩: 官方的新华社宣称，未来几十年间，中国将“重返世界之巅”。中国政府正在组建新的国际组织，并拉拢其它国家。中国最受欢迎的项目，即一带一路倡议和数字丝绸之路，旨在于欧亚大陆及其他地区投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中国还将自己塑造成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榜样: 习近平表示，中国的治理模式“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本段最后一句中的引文源自十九大报告。——译注）
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正在打造和运用地缘政治胁迫工具。反对中国的政策或批评中国的内部做法后，澳大利亚、立陶宛、挪威和韩国等国感受到了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中国的军费开支——1990年至2016年间，依实际价格计算，已增加了十倍——继续增加，这为大幅壮大军事能力提供了资金，而军事能力的壮大是征服台湾、使北京的邻国望而却步、甚至可能在西太平洋与美国较量所必不可少的。
统计数字简直令人震惊: 2014年到2018年，北京的出海船只数量相当于英国、德国、印度、西班牙和台湾的总和。北京长期以来一直避免与华盛顿进行核军备竞赛，但正拼力冲刺，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北京有可能在核军备方面与美国比肩。对敌人使用武力的威胁也变得无处不在:2021年，习近平警告说，任何阻挠中国计划的人，都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引文出自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原文引用并不完整。——译注）
有时你很难相信，这样一个国家正在耗尽燃料。但也许，中国的战略紧张态势正在加剧，是因为其经济前景已经变得愁云惨淡。
中国的“韬光养晦”战略是邓小平及其后一代人所遵循的方针，是一种镇定自信的战略。假如时间在崛起的北京一方，那么逐步打造国家实力，推迟与美国的对抗，就是明智之举。今天，中国的战略心态更加暗黑，也更加执拗。
习近平承认，在许多领域，“西强东弱”。中国必须努力“炼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这样，“就没有任何人能打倒我们、卡死我们了”。那么，美国在这个十年中将面对这样一个中国：即使经济低迷时期近在眼前，中国打击敌人和挑战全球秩序的能力仍在增强。（本段第一句之后的引文出自习近平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译注）
这样一个中国不可能是仁慈或和平的。历史已经见证，许多一度崛起的国家以暴力手段四面出击，而不是作为一个二流大国，接受一个令人失望的未来。正是这样的恐惧导致德国采取冒险行动，那些行动帮助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刺激日本采取了扩张主义的疯狂行径，那些行径帮助引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习近平有雄心壮志，这包括俘获台湾和确立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主导地位。假如他对耐心积累经济实力将给北京带来这些回报失去信心，他反而可能变得更倾向于冒险，并运用中国的胁迫工具以确保回报。这意味着，未来几年里，与中国打交道的任务可能变得相当棘手。
美国不能只是躺平，确信一个巅峰状态的中国会慢慢衰败下去。相反，美国将不得不在一些地方（比如西太平洋）迅速强化防御，一个不耐烦的北京可能在那些地方发动攻势。美国及其盟友将不得不联合起来，防止中国将其仍然相当可观的经济和技术影响力武器化，分裂目前正在形成的反北京联盟。它们还必须通过多边控制措施和对自身能力的投资，确保民主世界在半导体和其他关键技术方面保持优势，这些优势将决定未来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平衡。
但华盛顿及其盟友还必须在做所有这些事情的同时，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不要不必要地激怒一个焦虑的中国，随着其困境的恶化，这个中国可能大发雷霆。
毕竟，权力和悲观可以成为致命的组合。最难对付的中国可能是同时强大和衰弱的中国。
（作者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基辛格杰出教授，近著为《The Twilight Struggle: What the Cold War Teaches Us About Great-Power Rivalry Today》。本文原题“The Dangers of China’s Decline”，见于《外交政策》杂志印刷版2022年春季号，网络版2022年4月14日上线。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并加上小标题。除截图外，所有图片均为原文所有。）
原文出处：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4/14/china-decline-dangers/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