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丨为什么美国不应惧怕中国

2019年9月，北京展览中心，游客在一幅习近平画像前。图：Jason Lee / Reuters

原文网页截图

译按

本文作者法里德·扎卡里亚1964年生于印度孟买，1986年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199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府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Fareed Zakaria GPS”栏目主持人，同时是政治评论员、专栏作家。

著有《Ten Lessons for a Post-Pandamic World》（2020）、《In Defense of a Liberal Education》（2015）、《The Post-American World》（2008）、《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2003）、《From Wealth to Power》（1998）等。

本文原题 “The New China Scare”，原载美国《外交事务》2020年1/2月号。

正文约11500字。

为什么美国不应惧怕中国 

法里德·扎卡里亚 （Fareed Zakaria）

1947年2月，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私下会晤了他最资深的外交政策顾问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以及一些国会领导人，会晤主题是行政分支计划帮助希腊政府打击共产主义者的叛乱。马歇尔和艾奇逊给出了支持该计划的理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亚瑟·范登博格（Arthur Vandenberg）一句不漏地听完，然后给出了他的附带警告的支持意见。据报道，他告诉总统说：“想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唯一办法是发表演讲，极力恫吓这个国家。”

随后几个月，杜鲁门正是那样做的。他把希腊内战变成了对美国对抗国际共产主义的能力考验。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反思了杜鲁门有关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帮助民主国家的豪言壮语，他坦诚，行政分支的理由“比真理更清楚”。

今天，类似事情正发生在美国有关中国的辩论中。两党、军方建制派和主流媒体的一个共识认为，中国现已成为美国经济和战略的一大威胁，美国的中国政策已告失败，华盛顿需要一套新的、更强硬的战略来遏制中国。这一共识将公众立场转向一种几乎是本能的敌意: 据民意调查，60%的美国人现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负面看法，这是自2005年皮尤研究中心开始提出该问题以来的最高纪录。但华盛顿的精英们已将他们的理由弄得“比真理更清楚”了。来自中国的挑战，其性质与这一新的危言耸听的说法所描述的不同，而且要复杂得多。在未来几十年唯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上，美国正为自己布下一个昂贵的失败。

我们来明确一下: 中国是一个高压政权，实施从禁止自由言论到拘禁宗教少数派的彻头彻尾的非自由政策。过去五年间，它加强了在国内的政治控制和经济统制主义。在国外，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在某些领域甚至成为美国的敌手。但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说，关键的战略问题是：这些事实是否令中国成为一大威胁；假如是，美国该如何应对这一威胁？

夸大苏联威胁的后果是巨大的:麦卡锡时代的严重滥权行为;危险的核军备竞赛; 在越南进行的漫长、徒劳而失败的战争;在形形色色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展开的数不清的其他军事干预。今天若不能妥当处置中国的挑战，后果将更加严重。美国可能将接触中国四十年后艰难收获的成果挥霍一空，鼓励北京采取自己的对抗性政策，并将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带入一场规模和范围不明的危险冲突之中，而这场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数十年的动荡不安。相较与苏联的冷战，与中国的冷战要漫长得多，代价也更高，但结果是不确定的。 

中断的接触

亨利·基辛格提到，自1945年以来，美国是带着满腔热诚和两党共同的支持，在韩国、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实施所有重大军事行动的。基辛格表示：“然后，随着战争推进，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开始瓦解。”很快，每个人都在寻找退出战略。

为避免重蹈覆辙，美国应花点时间详尽检讨新的中国共识背后的那些假设。概括而言，那些共识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如前美国官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2018年在《外交事务》所论，接触政策失败了，因为它没有“转变中国的内部发展和外部行为”。其次，北京的外交政策目前最大程度威胁到美国的利益，进而威胁到美国在1945年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走得更远，2019年，他在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专注于斗争和国际主导权的马列主义政党”。第三，相较继续以往的做法，与中国积极对抗的政策将更有利于反击威胁。

这一两党共识的形成，为的是响应中国发生的重大且在许多方面令人担忧的变化。自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已放缓脚步，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极为有限的政治改革也已遭到逆转。北京现在将政治压迫和令人回想起毛泽东时代的民族主义宣传结合在了一起。在国外，中国更加雄心勃勃，也更加坚定自信。这些转变是真切确实的，也是令人忧心的。但它们应如何改变美国的政策呢？

制订有效的应对方略需要从确切了解迄今为止美国的中国战略开始。新共识所遗漏的是，自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向北京敞开怀抱近五十年来，美国的中国政策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接触，而是接触与威慑的结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美国决策者认定，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当中，要优于令中国置身其外、怨恨满怀、动荡不宁。但华盛顿在努力将中国融入全球体系的同时，也一贯支持其他亚洲国家，当然包括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种有时被称为“对冲战略”（hedging strategy）的做法确保了在中国崛起的同时，其实力受到制约，其邻国感到安全。

九十年代，由于没有更多苏联敌人可加遏制，五角大楼削减了开支，关闭了军事基地，并减少了在世界各地的驻军人数，除了在亚洲。被称为“奈倡议”（Nye Initiative）的五角大楼1995年亚太战略对中国的军备建设和外交政策野心发出了警告，并宣布美国不会减少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相反，在可预见的未来，至少有十万美国军队会留在亚洲。对台军售将继续有利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也就是说，遏制北京对这个自治岛屿使用武力，而大陆政府认为这个岛屿是中国的一部分。（奈倡议，以时任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软实力”主张的提出者、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约瑟夫·奈的名字命名。——译注）

两党总统维持了对冲的做法。小布什行政分支推翻了几十年来两党认可的政策，接纳印度为核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加码制约中国。在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加大了威慑力度，利用与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的新的军事协议在亚洲壮大美国的存在，并培养了与越南的更密切关系。那也是《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的目的，该协定旨在为亚洲国家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中国市场主导地位的经济平台。（特朗普行政分支在2017年初退出了该协定。）奥巴马亲自与习近平交涉中国的网络盗窃问题，并对进口轮胎征收关税，以报复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

说对冲的做法失败了，反映的是历史视角的缺失。七十年代初，在尼克松向中国打开大门之前，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氓政权。毛泽东痴迷于这样的构想，即由他掌舵的革命运动将摧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这一事业来讲，没有什么举措是太过极端的，甚至核浩劫都不是。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一次演讲中解释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毛泽东的中国资助并策动了从拉丁美洲到东南亚的全球反西方叛乱、游击队运动和意识形态运动。据估计，1964年到1985年，北京仅在非洲就花费了1.7亿到2.2亿美元，训练了至少19个国家的两万名战斗人员。

相较而言，今天的中国在地缘政治和军事前线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国家。自1979年以来，它没有发动过战争。自1988年以来，它没有在海外使用过致命的军事力量。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它没有在世界任何地方资助或支持过代理人或武装叛乱分子。在世界大国中，这一不干涉的记录是独一无二的。过去数十年间，联合国安理会的所有其他常任理事国都在许多地方多次使用武力，当然，这一名单由美国领衔。

中国也已从谋求破坏国际体系，转向花费大量资金加以支持。北京现在是联合国和联合国维持和平项目的第二大资助者。它部署了2500名维和人员，这一数量多于安理会所有其他常任理事国部署的人员总和。2000年到2018年间，安理会190项决议中有182项获得了中国的支持，这些决议对那些被认为违反了国际规则或准则的国家实施了制裁。诚然，今天支撑北京外交政策的若干原则——“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抵御西方干涉的愿望。但它们凸显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转变，即从激进的革命议程转向了对稳定的保守性关切。假如有人在1972年预言中国将成为国际现状的守护者，很少有人会相信这是可能的。

2017年5月，南苏丹朱巴（Juba），中国的联合国维和士兵。图：Samir Bol / Reuters

交易场所 

有关中国经济行为的新共识认为，中国强迫跨国公司转让技术，为其“龙头企业”提供补贴，并对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设置正式和非正式的壁垒。简言之，中国政府利用开放的国际经济维持自己的统制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

的确，这些不公平的政策要求世界其他国家予以关注并展开行动。尤其是考虑到习近平在数十年的自由化之后采纳了统制主义，特朗普行政分支因着手处置这一问题而值得嘉许。但这一逆转的规模有多大，又能持续多久？中国的做法与当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做法有多么不同？回到老问题：什么是美国的正确响应？

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三个基本因素: 从共产主义的经济学向更基于市场的方式转变，高储蓄率使得大规模资本投资成为可能，生产率不断提高。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向外国投资大规模开放，力度大于很多其他新兴大型市场，资本由此涌入。自1998年以来，只有两个发展中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市场上排名位居前二十五位，中国是其中之一。在大型新兴市场组成的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中，中国一直被列为最开放、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至于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指出：“不能煞有其事地认为，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已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增长，甚至每年影响到了0.1%”。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领域，今天对中国的几乎每一项指控，如强迫技术转让、不公平的贸易操作、限制外国公司进入、监管偏袒本地企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向日本提出过。当时，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交易场所: 美国如何向日本投降以及如何赢回未来》(Trading Places: How America Is Surrendering Its Future to Japan and How to Win It Back)中解释道，美国从未想象过与一个“会将工业和贸易组织起来，作为实现具体国家目标的部分举措”的国家打交道。在那个时代，另一本被广泛阅读的书叫《对日战争即将来临》（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随着日本经济增长逐渐放缓，这些言过其实的担忧也随之减弱。（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生于1941年，美国劳动经济学家。《交易场所》一书初版于1993年。《对日战争即将来临》初版于1991年。——译注）

今天的中国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尤其是考虑到，习近平决心让国家在帮助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赢得经济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扮演引领角色。但纵观历史，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最重要优势并非来自其违反规则的意愿，而来自其庞大的规模。一些国家和企业希望进入中国市场，并愿意为此做出让步。这很难让中国与众不同。其他具有相似影响力的国家往往凭借类似或更恶劣的行为脱身，且没有哪个国家的行为比美国更恶劣。金融服务业巨头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201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提供的有益统计数据，涉及主要国家1990年至2013年间对外国商品设置的非关税壁垒。美国的非关税壁垒达到差不多450项，是最多的。接下来是印度，然后是俄罗斯。中国排在第五位，其非关税壁垒的数量是美国的三分之一。自那以后，情况并没有多大变化。

北京经济政策近期的大多数变化都是负面的，但那也并非故事的全貌。中国正沿着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若干路线发生改变。尽管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有向更大规模的国家控制回归，但在消费品和服务等广阔领域，野蛮的自由市场已经繁荣起来。如政治学者洪源远（Yuen Yuen Ang）所细致胪列的那样，中国还出现了一些真正的监管自由化，甚至是行政和司法改革。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力度大于数年前，但北京已放弃曾经是其重商主义战略核心的做法: 利用人民币的贬值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推测，“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一半左右因素”来自结束货币重商主义。（洪源远，生于新加坡，现任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译注）

要么考虑一下“剽窃美国知识产权”，这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首席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所说的美中贸易争端的头号问题。中国参与到了剽窃知识产权的猖獗之举当中，这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事实，但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不这么认为。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最近对此类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知识产权保护在最受关切事项排名中，从2014年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六位。这些公司更担心的是政府为它们的竞争对手提供资金，以及推迟批准向它们的产品发放许可。为什么从2014年开始出现这种转变？因为那一年，中国成立了第一个专门法庭，处理知识产权案件。2015年，外国原告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了63起诉讼。该法院判决外国公司在所有这63起诉讼中获胜。

当然，这样的改革往往只在面临西方压力的情况下才会实施，且即便如此，也是因为它们符合中国自身的竞争利益：去年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者是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但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和高级决策者认为，中国只有进一步推进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和经济增长，这也是事实。他们警告称，假如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些国家的共同命运，它们摆脱了贫困，但撞上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万美元左右的墙，未能在经济、监管和法律体系的现代化方面再有任何进步。

就中国的政治发展而言，人们的意见毫不含糊。中国的政治开放没有达到许多人预期的程度，事实上已经走向了更严重的高压和控制。北京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对待中国西北地区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口，这已造成一场人权危机。国家也开始运用新技术，如面部识别软件和人工智能，形成一个奥威尔式的社会控制系统。这些现实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悲剧，也是中国参与全球领导的障碍。但援引这些现实作为美国政策失败的证据，也是夸大其词。事实上，少有美国官员认为，与中国接触笃定会在中国促成自由民主。他们希望如此，甚至期待如此，但他们的注意力总是放在缓和中国的对外行为上，他们做到了。

越过底线

在习近平领导下，从追求联合国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到规模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在南海进行的岛屿建设，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雄心勃勃、坚定自信。这些举动标志着中国突破了以往在国际舞台上的被动局面，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格言“韬光养晦”描述的正是这一局面。尤其是中国的军事建设，其规模和设计表明，一项长期计划正得到系统实施。但考虑到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分量，我们可以接受的中国影响力水平是多少呢？假如华盛顿不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它就不能严肃地宣称，中国对自身实力的哪些运用越过了底线。

依据某些衡量标准，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十到十五年内，依据所有衡量标准，它都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邓小平在中国经济大约占全球总量1%时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建议。今天，中国经济占全球总量的比重已超过15%。中国确实“养晦”了，而且现在，一个强大许多的中国自然寻求一个更重要的地区和全球角色。

2012年2月，中国深圳，一处建筑工地。图：Tomas van Houtryve / VII / Red​ux

考虑一下另一个国家的例子。这次我们回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国家的实力正在上升，尽管没有中国今天这样的规模。1823年的美国，放到今天会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之列，然而根据门罗主义，它宣布整个西半球禁止欧洲大国进入。美国的例子是一个不完美的类比，但提醒我们，随着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会寻求对自身环境的更大控制和影响。假如华盛顿认为中国的每一项这样的努力都是危险的，它就会将美国置于与国际世界的自然动态对抗的境地，并堕入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称的“修昔底德陷阱”当中，那是指一个崛起大国与一个焦虑的霸权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

对美国来说，与这样一个竞争对手打交道是独一无二的新挑战。自1945年以来，德国、日本和韩国，这些在财富和声望方面冉冉兴起的主要国家一直是华盛顿最亲密的盟友，如果不是准保护国的话。因此，国际世界中一个通常具有破坏性的特征即新兴大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格外有利。然而，中国不仅比先前崛起的国家体量大得多，而且一直置身于美国的联盟架构和势力范围之外。因此，它将不可避免地谋求更大程度的独立影响力。这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挑战将是，为中国日渐壮大的影响厘定一个可容忍的范围，并加以收容，以便当北京的行动越界时拥有可靠性。 

迄今为止，西方在适应中国崛起方面的记录是糟糕透顶的。例如，美国和欧洲不愿在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向中国让出任何地盘，这些机构依旧是欧美俱乐部。多年来，中国一直试图在亚洲开发银行中扮演更重要角色，但美国拒绝了。因此，2015年，北京设立了自己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美国政府反对，但徒劳无功)。

蓬佩奥在一份肯定会激怒任何中国公民的傲慢声明中断定，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确保中国待在“适当位置”。蓬佩奥认为，中国的罪过在于，它在军事上的开支超过了自身防御所需。但美国、法国、俄罗斯、英国以及大多数其他大国当然也是如此。事实上，对大国的一个有用定义是，它关心的不只是自身安全。

欧洲小国扮演全球重量级角色，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巨型国家被排除在全球性机构的第一梯队之外，如此旧秩序已经无法维持。未来，必须在谈判桌上赋予中国一席之地，并将其真正融入决策架构，否则它将自行其是，单方面打造自己的新的架构和体系。中国上升为全球性大国，是几个世纪以来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新因素。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可疑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对许多人来说，北京的崛起敲响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丧钟。这套政策和制度主要由美国在二战后订立，构成了一套基于规则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国家间的战争消停了，而自由贸易和人权兴盛起来。中国的国内政治特征，即不容反对力量或异议的一党国家，以及它的一些国际作为，令它在这一体系中处在不利地位。

但值得铭记的是，人们从未像眼下这样抚今怀昔，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说成是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或井然有序的。从一开始，它就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随后是盟国间的一系列合作失败（涉及1956年苏伊士危机和十年后的越南危机)，以及美国在尼克松领导下的部分背信弃义。1971年，尼克松结束了华盛顿利用美国黄金储备为国际货币秩序提供担保的做法。更现实的图景是，例外、不和和脆弱从一开始就损害了新生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就美国而言，它经常在这一秩序的规则之外行动，不论有没有联合国批准，它都频繁进行军事干预; 1947到1989年间，人们本以为美国是在营造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在世界范围内，它有七十二次尝试实施政权更迭。它在经济领域保留了同样的权利，一方面抱怨其他国家采取的更温和措施，一方面推行保护主义。

一如所有这样的概念，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真相是，黄金时代确实从来不曾有过，但该秩序也没有像人们宣称的那么衰败。这一秩序的核心属性即和平与稳定仍然存在，同时自1945年以来，战争和吞并显著减少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是一个重要例外。）就经济而言，这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关税低于3%，比六十年代肯尼迪回合国际贸易谈判之前低15%。过去十年间，衡量全球化的一些指标一直在倒退，但那是从极高的基线倒退。可以说，1990年以来的全球化向前推进了三步，只后退了一步。

中国很难构成这一不完美秩序的致命危险。对比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的行动：俄罗斯在许多领域只是破坏者，它试图扰乱西方民主世界及其国际目标，往往直接从动荡中获益，因为它提高了油价（这是克里姆林宫最大的财富来源）。中国没有扮演这样的角色。当它确实违反了规则，且有比如参与网络战争这种行为时，它是在窃取军事和经济机密，而没有试图颠覆美国或欧洲民主选举的合法性。北京惧怕异见人士和反对派，尤其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神经过敏，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审查西方公司，除非它们遵从党的路线。但这些尝试都是要维护北京所认为的主权，与莫斯科干扰和颠覆加拿大、美国和欧洲西式民主合法性的系统性举措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简言之，中国以干涉主义、重商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方式行事，但往往远没有其他大国那么干涉主义、重商主义和单边主义。

2019年12月，香港街头的防爆警察。图：Leah Millis / Reuters 

继续拒绝人权核心概念，这样一个一党制国家的崛起构成挑战。在某些领域，北京的高压政策确实威胁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若干元素，比如它试图削弱全球人权标准的举措，以及在南海和其他“近邻”地区的行为。那些案例确实有待审查。就前者而言，怎么讲都无法减轻指控。中国热衷于为其恶劣的侵犯人权之举辩解，该议程理当予以曝光和抵制。(特朗普行政分支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一决定将阵地拱手让予北京，效果适得其反。)

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能适应从尼日利亚到沙特阿拉伯再到越南的各色政权，且依旧提供了一个基于规则的框架，这一框架鼓励各国之间实现更大程度的和平、稳定和文明行为。人权的拓展主要发生在1990年以来，中国的规模和政策则对此构成新的挑战。但人们不应将那一领域的可能倒退，视作对一项规模庞大许多的工程的致命威胁，该工程由一个基于规则、开放、自由贸易的国际体系构成。

遏制及其代价

支撑新共识的最后一个假设是，与中国的某种形式的持续对抗将阻遏其在海外的冒险主义，并为某种内部转型创造条件。少有人接受冷战时期的术语“遏制”，但许多人采用了其逻辑的某个版本。他们的理论是，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将迫使中国有所行动，甚至实施改革。这一鹰派战略的没有说出、但显然具有核心地位的主张是：就像在苏联发生的事态那样，遏制中国将加速其政权的崩溃，。

但中国不是苏联，苏联是一个不正常的帝国，建立在野蛮扩张和军事宰制的基础之上。在中国，美国遭遇的会是一个文明，一个民族，它有着强烈的国家统一和自豪感，它已经崛起，在当今世界的林立大国中斩获了一席之地。中国正成长为一个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的经济伙伴，在某些领域实际上已成为技术领袖国家。中国的人口令美国相形见绌，世界上几乎每一种商品的最大市场目前都在中国。它拥有这个星球上运算速度最快的一些计算机，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中国即使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政权更迭，其崛起和力量的更广泛特征也会继续保持。 

五角大楼接受了中国是美国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看法。从科层制的视角来看，这一称呼非常合理。过往二十年间，美国军方一直在打击失败国家的叛乱分子和游击队，它不得不一再解释，何以美国昂贵的战争机器在打击这些装备落后、资金短缺的敌人时失败了。相形之下，与中国为敌就是回到冷战时期的宁静日子，当年，五角大楼可以唤醒战争幽灵，对某支拥有自己尖端技术的富有而老练的军队发动战争，由此筹集大笔预算。与此同时，核威慑的逻辑和大国的审慎态度确保了双方之间绝不会发生全面战争。但不论五角大楼在预算方面优势如何，与中国进行冷战的代价都可能是巨大的，会扭曲美国经济，进一步壮大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一度警告过的军工复合体。

此外，美国和中国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极大。自2001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527%，2018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商品供应国。人员之间也存在相互依存关系：数十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与此同时，近五百万中国血统的美国公民和居民生活在美国。最聪明的人士聚集在一起从事最尖端的研究，然后将他们的研究应用于商业目的，美国由此获益巨大。假如美国因为那些人才拿错了护照而将他们拒之门外，它可能很快失去在科技和创新世界中的特殊地位。

特朗普行政分支目前的中国路线正沿着两条截然不同且互相矛盾的轨道前进，既回避又接受相互依存。在贸易方面，华盛顿的目标大体而言是融合中美的: 要求中国从美国购买更多商品，在美国投资更多，允许美国人在中国销售和投资更多。假如成功，这一努力将在两国之间创造更多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值得嘉许的做法，尽管有必要指出，关税通常会令征收一方相较被征收一方付出更大代价。据估计，奥巴马行政分支拯救美国工作机会的轮胎关税要为每一个工作机会付出大约一百万美元的代价。但尽管是在谋求狭隘的“美国优先”议程，考虑到相互依存关系赋予美国支配中国的更大影响力，这一贸易路线整体来讲仍是明智的。

另一方面，在技术问题上，特朗普行政分支的路线毫无疑问是分裂中美的。这里的战略是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并迫使世界其他国家也这样做：在两大阵营之间制造一个分裂的世界。特朗普行政分支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华为的行动遵循了这一逻辑，该行动收效甚微，昭示了这一逻辑的缺陷。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追随美国（美国缺乏与华为5G产品竞争的替代技术）。特朗普方面已要求六十一个国家向华为公司下达禁令。到目前为止，只有三个国家答应，它们都是美国的亲密盟友。

这一惨淡的成功率初步昭示了更广泛的“脱钩”战略的大体面貌。中国是美国以外许多国家（包括西半球的关键国家，如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当被问及会如何应对脱钩时，世界各国高级领导人的回答几乎都与某位政府首脑给我的回答差不多:“请不要让我们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你不会喜欢你得到的答案。”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定会站在中国一边，但他们大有可能宁愿保持不结盟，或是挑拨两个大国对立。更重要的是，一个建立了自己的国内供应链和技术的被孤立的中国，不大会受到美国压力的影响。

有关美国的中国政策，中国的应对问题在绝大多数讨论中都是缺位的，这一点比较奇特。北京也有自己的强硬派，他们多年来一直警告称，美国谋求压制中国，中国展示雄心的任何迹象都将遭遇遏制战略。美国看待中国的立场正越来越多地纵容那些声音发出辩护，从而赋予他们影响力，而他们的影响力所着力推动的，恰恰是美国的政策旨在预防的那种明确无误、破坏稳定的行为。

美国正在与中国竞争，这是一个事实，且在本世纪的相当多时间里都将如此。问题在于，美国是否应该在一个稳定的国际框架内竞争，继续尝试融合中国，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企图孤立中国。以政府对贸易、技术和旅行的限制和征税为标志的一个四分五裂、两极对立的国际秩序，会导致繁荣受损、动荡持续，并发生牵涉所有各方的真正军事冲突。

当然，瓦解全球化是特朗普行政分支中许多重要人物的目标。总统本人曾谴责“全球主义”，并认为自由贸易是其他国家掠夺美国工业的一种方式。他认为，美国的同盟已经过时，国际机构和规范对国家主权的限制是软弱无力的。多年来，右翼民粹主义者接受了这些看法。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美国人——正确地意识到，破坏整个自由主义国际大厦的最简单办法就是与中国发生冷战。更令人费解的是，那些花费数十年建造这座大厦的人，现在却在支持一个肯定会摧毁它的议程。

美国不那么秘密的战略

美国的更明智政策，即着眼于将中国转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仍是可以实现的。华盛顿应鼓励北京在其地区内外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只要它是利用这一影响力来夯实国际体系。中国参与了应对全球变暖、核扩散、洗钱和恐怖主义的诸多举措，对此应予鼓励和赞赏。假如以公开和透明的方式推行，即使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与西方国家合作，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仍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北京方面则需要接受美国在人权、言论自由和更广泛的自由之类议题上的批评意见。

最危险的导火索可能是香港和台湾，那里的现状脆弱不堪，均势有利于北京。据报道，五角大楼就台湾进行了十八次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中国每一次都取得了胜利。华盛顿应该明确，任何一次这样的胜利都是得不偿失的，会导致香港或台湾经济崩溃，大量移民离开这些岛屿，以及国际社会的谴责。假如北京在香港或台湾仓促行事，美国的合作政策将在未来几年内难以维系。

有关中国的新共识源自对中国可能在某一时刻接管全球的担忧。但有理由相信美国的力量和目标。尽管对苏联和日本的崛起有过类似担忧，但它们都未能接管世界。中国正在崛起，但从人口下降到债台高筑，它面临一系列内部挑战。中国之前有过变化，假如融合和威慑的联合力量继续向它施加压力，它将被迫再次发生变化。北京的精英们明白，他们的国家是在一个稳定、开放的世界繁荣兴盛起来的。他们不想毁灭那个世界。尽管中国大陆经历了十年的政治停滞，但中产阶级的崛起与更大程度政治开放的诉求间的关联是真切的，这一点明确呈现在北京密切关注的两个中国人社会——香港和台湾。

一些美国观察家论及中国的长远眼光，即中国若非自1949年之前，就是之后一直在执行的一个统治世界的耐心而秘密的计划。学者、前美国国防部官员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一本时常被特朗普行政分支称赞的书中称其为中国的“百年马拉松”。但更准确的图景是这样一个国家:从与苏联的紧密联盟到与其交恶，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再到资本主义的成功故事，从对西方的深刻敌意到与美国的紧密联系，再回到交织敌意的暧昧关系，它左冲右突，踉跄前行。假如这是一场马拉松比赛，那么它经历了一些奇特的曲折和转向，其中许多曲折和转向原本可以完全结束比赛。

与此同时，自1949年以来，美国耐心搭建制度架构并制订政策，营造了一个更加稳定、开放和一体化的世界; 帮助各国进入这个世界; 并以惊人的成功尽数阻止了那些试图破坏这个世界的国家。华盛顿要么反对优柔寡断，要么过分关注短期。2019年，美国军队依旧驻扎在莱茵河畔，依旧拱卫首尔，依旧驻扎在冲绳。

中国提出了新的巨大挑战。但是，假如华盛顿能够保持冷静，耐心有加，继续奉行接触加威慑的政策，迫使中国进行调整，同时调整自身，以为那一调整腾出空间，那么几十年后，一些学者可能会书写有关美国行之有效的马拉松战略的篇章。这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壮大和平、繁荣、开放和体面治理区域的不那么秘密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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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9-12-06/new-china-sc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