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丨中国的全能主义及未来的可能变局
中国的全能主义及未来的可能变局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为理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未来一些年应当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我们必须去理解我们是在与何种社会打交道。
这样的理解必须诉诸中国历史，同时参考其更近期的行为。我们必须将这一讨论与近期恶化的美中关系所生成的噪音区别来开。特朗普行政分支试图转移人们对其拙劣处置新冠肺炎危机的关注，因而毫无必要地以挑衅的姿态对待中国，比如，特朗普坚持将新冠病毒称作“武汉病毒”。这并非严肃的政策进路，有必要以对我们的立场的更冷静评估取而代之。
全能主义中国：现实与历史渊源
作为一个社会，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漫长的不间断历史之一，其不同的朝代与现况之间，也存在相当多的连续性。尽管很多西方观察人士熟稔中国二十世纪之前的历史，但他们的知识通常不过延伸至晚清，当时，这个国家依旧处在一个衰败的外来政权统治之下。
中国是首个形成了现代国家的世界文明。当我说“现代”时，我的意思是，某个国家对待公民是非人格化的。大多数早期国家是马克斯·韦伯所称的“世袭制”的，也就是说，国家源自统治者的家族，以统治者与其朋友和家庭之间的个人关系为基础。相较而言，非人格化的国家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依规则运转，而非纯由统治者的一时兴致来实施治理。
现代国家首度出现于中国西部的王国秦国，秦国在战国时期击败对手，并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首个统一的王朝，由此成为统一中国的普鲁士。秦朝建立起了统一的度量衡、税收系统和一个管理该系统的官僚制，并实施了大规模的社会工程。继秦而起的汉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这个帝国增加了儒家的元素，强调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管理国家的必要性。这个强大的国家从来没有形成过起到平衡作用的约束制度，如法治或民主的问责制，反而相信，可以通过教化去节制统治者。
随后两千年间，这些制度持续凸显了中国式统治的特征。中国的历代政权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实行论功行赏。地方不被允许形成自己的精英集团，这与中世纪欧洲血腥的贵族统治没有任何相像之处。相反，皇帝派出行政长官执掌各省和郡，并加以轮换，以防止他们在政治上被地方精英俘获。今天，从上海到旧金山，“中国虎妈”对他们的孩子施以冷酷无情的纪律管束，这是某个社会的遥远文化回响，在那个社会，能在严格的公务员考试中取得成功，是实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清楚通道。
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形成了某种典型的治理困境。皇帝任用官僚管理国家，但谁去控制那些很容易腐败的官僚呢？出于那一原因，皇帝动用皇室的宦官监督那些官僚。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你如何控制宦官？明代，一位皇帝设立了监督宦官的“内正司”。今天，中国共产党监督政府；组织部监督党；在习近平治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获得授权，监督组织部，并清除整个系统的腐败。
中国的皇帝或许维护了绝对的权威，但事实上，他们的权力非常有限。基督诞生那一年，他们拥有估计六千万的人口，统治着一片广袤的领土，他们所能支配的技术手段不允许他们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必须向下授权至各省和郡，那里距离长安或洛阳这样的帝国首都通常有数周行程。在地方层级，治理事实上无法由国家施行，而依旧保留在豪强大族手中，他们凸显了中国社会当时相当多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与王朝中国之间固然存在某种程度的延续性，但也有一些领域存在重要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是，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的抱负是，实现一种对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控制，而在过往的人类历史上，这样一种社会从不曾被尝试过。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之借鉴斯大林的苏联，要多于借鉴更早期中国历史中的任何元素。
二十世纪中叶，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造出“全能主义”（totalitarian）这一术语，用来概括苏联和纳粹政权的特征，并将它们与单纯的“威权主义”独裁政权加以区别。这些政权由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统领，由一种统摄一切的意识形态驱动，动用警察力量残忍地推行它们的意志，并谋求控制它们公民的生活中最私密的一些方面。这些政权希望打破所有既存的社会关系，将民众直接与国家绑定。结果是社会的原子化，其象征性人物是帕沃尔·莫洛佐夫（Pavel Morozov），这位年轻的恶棍因向秘密警察报告其父母的言行而收获了斯大林的赞美。在“权力的循环流动”中，党会对民众实施“洗脑”，乃至他们甚至不会意识到是那些锁链束缚了他们。（卡尔·弗里德里希，生于1901年，卒于1984年，德裔美国政治理论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生于1928年，卒于2017年，波兰裔美国外交家、政治理论家，曾于1977年至1981年间担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两人合著的《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初版于1956年。帕沃尔·莫洛佐夫，生于1918 年，卒于1932年，前苏联青年烈士。——译注）
这场二十世纪的全能主义实验最终走向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可用的社会控制技术，如宣传鼓动、劳改营、古拉格、无所不在的监控和动用告密者，最终都不足以盯梢苏联庞大的人口。经济增长和革新要求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但实现对全部人口身体和精神的全面控制，这一隐匿的全能主义抱负从来就不曾消停，且从苏联共产党传到了其中国旁枝那里。
毛泽东竭力以相似的工具复制这一全能主义模式，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尝试达到巅峰。拥护“毛泽东思想”的狂热红卫兵受到纵容，带着宗教般的热情，涌向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与苏联所为一样，这一做法也以失败告终。文化大革命的骇人代价——尤其是对构成中国共产党精英的那些人来讲——铺就了“走资派”邓小平开始瓦解这个全能主义国家，以一个更像是普通威权主义政权的国家取而代之的道路。
带着某种怀旧情绪回顾1978到2012年这段时间是可能的，因为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人首度拥有了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可以去买卖物品，变换工作，表达观点，前往海外旅行，这令王朝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对比再度具有了合理性。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了自由，可以找回自身的国族历史，并探索共产主义这一外来病毒对那些传统造成的破坏。党放松了对经济和国家的控制，并通过集体领导、强制退休和通常十年的任期限制之类规则管束自身行为。与其他大多数威权主义政权相比，中国是高度制度化的。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定习近平为党的总书记，自那以来发生的事情是在试图复兴毛泽东主义的旧模式。习近平是“太子党”，其父亲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成员之一，即便如此，他和他的家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仍被“下放”到了乡下。但不同于经历过这一心灵创痛的其他精英，习近平怀旧般地似乎已然牢记这一时期，并在其权力范围内重建尽可能多的毛泽东主义模式。党被再度嵌入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打着“习近平思想”旗号的马列主义被写入宪法，并再度于每一所学校讲授；警察权力的运用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今天，在中国西部，有超过一百万的维吾尔人被投入劳改营，这项规模浩大的工作旨在改造他们的精神世界，从他们的意识中清除伊斯兰教。甚至红卫兵唱过的一些歌曲也被再度传唱。
如此全能主义控制，抱负固然一致，但毛泽东和习近平的做法仍有若干不同之处。“习近平思想”是毛泽东“红宝书”的乏力替代品。除了寻常的中国民族主义，习近平无力推出一套具有内在凝聚力的意识形态，以激发追随者的狂热。另一方面，习近平所能掌控的技术工具，对二十世纪的全能主义者来讲是求之不得的。“社会信用”系统整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无所不在的传感器这样的所有技术，并将它们置于国家之手。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无法像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理论上可以的那样，直接窥见每一个监控对象的日常活动、言语和交易。
新旧形式全能主义之间的另一个巨大不同在于，习近平更广泛运用了正面激励手段。斯大林和毛泽东运用彻头彻尾的恐怖和强制手段，赢得了对他们政策的服从。习近平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优势，以及这一优势提供的机会，由此形成了服从的正面激励。习近平的中国更多依靠自满又自得的中产阶级，而非惊恐万状的农民。但国家那只强制之手，存在于每一个提供给中国公民的看似无害的机会背后。
毛泽东和习近平之间的再一个巨大不同涉及对外关系。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阶段后，中国就相当专注于自身的内部事务，因之对外部世界几乎不构成威胁。相较而言，习近平为中国共产党设定了雄心勃勃的外部议程。党的目标是，经由一带一路倡议，将世界经济的中心，由目前围绕美国的跨大洋中心转向欧亚。通过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内填海造岛并加以军事化，这个党首度明确阐释了它扩张主义式的领土声索。习近平相当清楚地表明，假如有必要，他有意在这个十年内动用武力再度对付台湾。他还将“中国模式”当作可以输出的模式加以兜售，这一点也与2012年前形成鲜明对照。
全能主义尽管是源自前苏联的舶来品，但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在其首席宰相商鞅领导下，秦国发展出一种原始的全能主义。法家学说和韩非的著述构成了这种全能主义的基础，韩非认为，人性本恶，只能以动用严厉惩罚的威胁来施加管束。这套学说由统一了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付诸实施，今天，游客可以在西安参观带有兵马俑的秦始皇陵墓。商鞅为大规模动用人力实施的社会工程确立了先例，那些社会工程废除了“井田”制，将数十万农民驱离家园，为的是将他们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据传说，秦始皇焚毁儒家著作，并活埋了四百位儒家学者，为的是消灭他们的思想。最仰慕商鞅的人是毛泽东，他复兴了对中国历史上那一时期的研究，这并非偶然。
但秦朝太过高压，仅仅维持了十六年。秦朝皇帝早就下令，任何在战斗中失败的军官都将被处死，因而，两名发现自己处在那一局面的中尉觉得攻击自己的上司没有什么损失。取代秦朝的是汉朝，汉朝分两个阶段，历时五百年。复兴的儒家缓和了法家，恢复了对教育的尊重，并为家庭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
这样说来，习近平的全能主义模式在现代和古代中国历史中都有先例。但谨记这一点是重要的：那并非唯一可用的模式。在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大多数王朝政府都不曾奢望实现与商鞅、毛泽东或习近平所谋求的那种水平的全能控制有任何相似之处的控制。他们更接近于邓小平或江泽民治下所施行的那种威权主义。与法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儒家传统认为人性本善，可通过教育加以完备。除将原子化的个人与无所不在的国家绑定的那种关系，儒家也承认其他类型的人际关系深具意义。许多后来的中国历史学家认为，秦朝是对传统的一种颠倒，应加以避免而不是效法。内嵌于当今中国共产党实践的苏联马列主义遗产，为全能主义提供了新的意识形态正当性，但这一正当性与许多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相悖。
因之，习近平的中国并非既往中国历史难以避免的巅峰。2012年，当他升任党的总书记时，很多中国精英期待，他会处置日渐高涨的腐败——他确实以高度威权主义的方式处置了；但同时也会为一个更加自由的中国奠定基础，这个中国将赋予国民更多谈论、思考政府，与政府互动，甚至是批评政府的自由。当他的行动步入相反方向，优先考量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存，而非整个国家的福祉时，他们极度失望。他之如此行事，是个人癖好和历史的结果；另一位领导人或许会选择一个极为不同的方向。当下的结果并非历史的必然。
一个谋求全能控制的政权的危险性，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早期阶段昭然若揭，当时，如实谈论那场正在展开的流行病的举动，如李文亮医生所为，受到了严厉惩罚。就我们所知，虚假信息今天仍持续流传。推崇中国共产党应对新冠病毒的全能主义做法，认为那是其他国家应加以效法的模式，是错误的。临近的韩国和台湾均有健康的自由民主，它们没有采纳中国用到的那些严苛做法，但在抗击这场大流行病过程中甚至收获了更优异的结果。当下的诸多重大危险之一是，世界将习近平的全能主义模式，而非一种融合了强大国家能力和技术官僚能力的更宽泛的东亚模式，视作迎战未来危机的制胜法则。
西方国家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那么，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应当如何与习近平的中国打交道呢？起点是要认识到，我们正与一个如同二十世纪中叶的苏联那样一个野心勃勃的全能主义国家，而不是与某种寻常的“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权打交道。
中国没有真正的私人部门。那里固然有准财产权和积极进取的企业家，但国家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进入并控制像腾讯或阿里巴巴这样的所谓“私人部门”企业。特朗普行政分支打击华为的作战固然笨拙，在很多方面也是事与愿违的，但目标大致正确：考虑到中国当局可以控制华为的方式，任何自由民主国家允许该公司建设其信息基础设施，都是疯狂的。
更宽泛而言，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有必要开始行动起来，逐步中断与中国的经济接触。这场大流行病已经展示出，欧洲和北美是多么危险地依赖一个敌对大国的制造能力。今天，世界范围内有其他很多地方可以安置供应链。要从它们那里挤出每一滴效率，就得先考虑适应力、投入的多样性，就得先去留意，要将那些能力更妥当地置于拥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国家控制之下。西方商家在从终端到终端的5G基础设施供应方面萎靡不振，原本不应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在外交政策上，美国在法律上承诺支持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并已将隐性担保延伸到了台湾和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此外，它设法捍卫全球的航行自由原则。但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稳步增长，“第一岛链”内的军事平衡一直在非常迅速地转变，美国履行其承诺的能力将逐渐减弱。它必须坦诚面对这一差距，要么调整那些能力，要么找到收缩目标的办法。
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实施全能控制的抱负现已波及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国家。数十万中国人在海外学习、工作和生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想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并且发现外国提供了比他们自己的国家更好的机会。但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其统战部希望他们可以保持对中国的忠诚，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他们来增进中国外交政策的利益。所谓“锐实力”的如此运用，已威胁到许多西方大学校园的学术自由，来自中国学生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压力在那里是可以感受到的。这随后令人们将怀疑的矛头不公正地指向了华裔公民，并导致了偏见和毫无根据的双重效忠指控。
但尽管我们必须理解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全能主义国家，但我们理当意识到，这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或难以避免的未来，由此缓和那种理解。这个政权有全能主义的抱负，但在现实中并不必定如此。我们不知道社会信用系统之类新的技术控制手段最终效果如何。今天，中国公民仍比朝鲜公民拥有更多个人自由。历史已经证明，更早期的那种与全能主义控制的暧昧关系，效果是适得其反的：秦朝只持续了十六年，文化大革命在十年内就已精疲力竭。今天，服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往往是人们的自愿，而非纯粹恐怖政策的产物，但随着中国经济放缓脚步甚至步入衰退阶段，这个政权运用正面激励来鼓动人们与党合作的空间将会减少。与毛泽东不同，习近平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赋予他合法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习近平思想”不是许多人愿意献出生命的理念。
未来中国的可能变局和路径
考虑到转变的机制和我们可能期待的长期结果，未来的中国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就机制而言，认为变化将来自我们在不同的颜色革命中或在阿拉伯之春运动早期看到的那种广泛的基层运动，这显得极不可能。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现有的控制水平，以及这个国家的绝对规模，要协调一场大规模政治动员是极其困难的。这个政权拥有足够的镇压力量，在必要时会毫不犹豫地动用。
假如变化到来，它大约必定源自党内更高层。某种程度上，受习近平上台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政治局常委同僚。邓小平留下了集体领导的遗产，没有某个单独个人可以在这样的集体领导下积累毛泽东运用过的那种独裁权力。三十年多年里，这一体制很好地服务了这个国家，但习近平将其完全颠覆，排挤了其他高级领导人，取消了原本将迫使他在十年后卸任的任期限制，并且围绕自身形成了个人崇拜。那种在前苏联推翻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精英阴谋，在中国大约是极难实现的，但在不确定的经济条件下，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可能剧增。
如果中国发生变化，中国人民应该期待什么？
最优道路是实现有序的过渡，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首先实现自由化，然后开始民主化，这是许多欧洲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走过的道路。起点是从法制向法治过渡。明确的规则必须不仅适用于普通公民和更低层级的政府，也适用于党本身。对党国的权力运用，应有真正的宪法约束，并应增加真正的司法自主。现行宪法可以成为起点，但必须去掉其中赋予中国共产党最终政治权力的“四项基本原则”。党必须收回它已经延伸到中国人生活每一个角落和缝隙的触手，并将权威归还给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必须赋予公民以言论、思考、组织和批评的更多自由，在程度上至少应与他们过往在习近平上台之前那段美好时光中所能拥有的自由相当。
短期内向1980年代的台湾或韩国那种多党民主过渡，会形成更多麻烦。拥有九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不只像是一个政治团体，如同在议会民主制中那样，可以自上而下指挥政府；它就是一个服务于各种意图和目的的政府，并且拥有国家运转所需要的大部分能力。民主化必须从党内开始，同时赋予较低级别的机构以更多自主权，这些机构的权威性会向较高层级流动，这与目前的情况相反。
详尽推测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改革的性质，价值是有限的。推动中国向这些方向前进不应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除非是在最普遍的层级。当下这场全球大流行病爆发后，来自一个实力弱化了的、在很多方面已丧失信用的美国的压力，几乎可以肯定，效果是适得其反的。这些改变必须来自中国人民自身，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精英阶层，他们了解他们现行体制的运作，以及发生变化的潜在压力点可能是什么。
美国人务必牢记，眼下他们的敌人和对手不是中国，而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已经转变至高度全能的模式。我们不是在与1990年代甚至2000年代的中国打交道，而是在与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国家打交道，这类国家代表对我们的民主价值观确凿无疑的挑战。我们必须遏制它，直到它在未来某个时候回归一个更正常的威权国家，或者实际上正在变成一个自由国家。这不一定会消除中国所代表的挑战；一个更加自由的中国也可能容易变得更民族主义。但即令如此，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一问题也更容易应付。
在我们能够考虑改变中国之前，我们必须改变美国，并勉力恢复其作为世界范围内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全球灯塔地位。
（作者是《美国利益》杂志编委会主席，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原题“What Kind of Regime Does China Have?”，由《美国利益》杂志网站发布于2020年5月18日。听桥，勉力译出。有多分段，并加上小标题。）
作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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