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丨三十年来世界政治
《民主季刊》2020年1月号封面
【译按】
本文作者弗朗西斯·福山，生于1952年，是日裔美国政治理论家、政治经济学家，现任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级研究员。代表性著作有《历史终结及最后之人》（1992）、《政治秩序的起源》（2012）、《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2014）及《身份》（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2018）。
本文原题“30 Years of World
Politics: What Has Changed?”，见于《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第31卷第1期（2020年1月号），页11-21。《民主季刊》创刊于1990年1月，是隶属于全国民主基金会（NED）的国际民主研究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for Democratic Studies）官方出版物，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全国民主基金会是一家美国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创办于1983年，其主要经费来自美国国会的年度拨款。
不包含译注的正文约9200字。译者听桥，不保证全部理解准确，对原文有多分段。原文链接附后。
三十年来世界政治：什么变了？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90年1月,《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出版创刊号，自那以来的三十年间，世界政治发生了什么变化？《民主季刊》又是如何应时而变的？
首先来说最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政治氛围与1990年极不相同。《民主季刊》开始出版之际，恰逢萨缪尔森·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称的“第三波”民主化越过中点。柏林墙刚被拆除，在中欧和东欧，多个共产党政权开始倾覆，——这是整个三十年期间最重大的民主进展。相较而言，今天我们生活在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称的“民主衰退”时期，有理由担心这一衰退可能演变为一场全面萧条。（注1）威权大国如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公开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与此同时，在西方自身内部，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攻击那一模式。这些挫折不只发生在外围的民主国家，在恰恰是引领民主革命的国家美国和英国亦有发生。（拉里·戴蒙德，生于1951年，美国民主理论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译注）
从谨慎持重的乐观到专注于民主过渡（democratic
transition）的不同路径，到怀疑是否“过渡”是捕捉正在发生中的事态的恰如其分的概念，再到远为被动地关切新的、正在浮现的对民主的威胁，《民主季刊》中的文章反映了这一转向。近年来，这一分析已小心翼翼地开始将那些源自早已被认为“巩固”了的民主国家的威胁，以及威权国家正在部署，用以削弱全世界自由民主准则和政权的 “锐实力”新形式包括在内。（注2）
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政治极化主轴的重新定向。二十世纪政治的一大特征在于左右之间的意识形态分野，这一分野很大程度上由经济条件定义：左派要求有更多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由国家实施再分配，而右派青睐个人自由和强劲的经济增长。今天，这一主轴正在转向基于身份的政治。作为这一变化的一部分内容，左派和右派都在重新定义他们自身的目标。（注3）
身份政治的心理基础在于，人类认为他们拥有内在的价值或尊严，而他们周围的社会未能予以承认。这一未获充分赏识的身份对某个个体来讲或许是独一无二的，但更通常的情形是，它源自身处某个团体中的成员资格，尤其是遭到某种边缘化或不尊重对待的成员资格。身份与自豪、愤怒和不满之感密切相关，这些感受有赖于一个人获得（或没有获得）的承认的种类。尽管人们感同身受的经济不公可能激发人们获得承认的诉求，这一动力仍与驱动经济人，且通常可以引致行动的物质动因截然不同，那些行动与传统上理解的经济自利不相容。
举例来讲，很多在退欧公投中投下“退出”票的英国人明白英国可能在与欧盟分道扬镳后蒙受经济损失，但认定要恢复英国的民族身份，这一代价是值得付出的。尽管今天的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围绕不同议题展开动员，但他们都认为，他们的团体中有一些成员被边缘化了，他们也都要求从全球社会那里获得尊重。
如此要求获得尊严，动员了匈牙利和波兰的民粹主义者，他们认为他们的民族身份正受到移民和自由社会价值观的威胁，也一样动员了英国退欧运动的支持者，和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的支持者。但在印度，纳伦德拉·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支持者也具有这样的特征，他们希望基于印度教确立印度的民族身份；在缅甸和斯里兰卡，那些激进好战的佛教徒也是如此，他们认为他们民族的宗教身份正受到威胁。（纳伦德拉·莫迪，是现任印度总理。——译注）
从经济到身份的如此转向，还引致发达民主社会中左派和右派的重组。二十世纪的左派，不论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提倡广泛的工人阶级利益，但今天的左派更可能去声援特定身份的群体，如少数民族、移民、女性、残疾人士、性少数群体、本土人士，等等。一个相应的主张是，既然这些群体中的每一个都遭遇到了特定方式的边缘化对待，补救措施就必须为每一个群体量身定做。一段时间后，这些群体性身份往往开始被视作该群体成员的主要特征，用来对他们进行定义，代价是个体身份的消弭。
如此意识形态转向的政治后果是：今天，美国和其他发达民主社会的左派政党没有专注于旧式的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工会成员的绝大多数往往属于主流族群），而是视自身为形形色色少数群体的利益代言人。背离旧式工人阶级的结果是，属于那个阶级的选民掀起了一场运动，逃离了传统的左派政党，投身于新近出现的民粹主义势力。
类似的巨变一直发生在右派阵营。二十世纪的保守派政党捍卫自由市场和个人权力，通常有支持自由市场且对移民持欢迎态度的商业利益集团为它们背书。旧式的右派眼下正被这样的右派取代：他们强调一种传统的、基于人种的民族身份，并担心“我们的国家”正在被一小撮与盗贼窜通一气的移民、外国竞争对手和精英取而代之。因之，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赤裸裸地谈论基于匈牙利人种族特点的匈牙利人的民族身份，并为“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背书，在这样的民主之下，民主多数派不必觉得他们自己有义务尊重普遍人权。（欧尔班·维克多，是匈牙利现任总理。——译注）
这一正在浮现的新型保守主义还包含国际维度，俄罗斯于塑造这一类型的保守主义有所介入。（注4）这一类保守主义立足于捍卫传统的民族价值观和文化，并反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诸如性少数群体的权利和对移民的开放态度。因双方对同性婚姻均持反对态度，且普京将俄罗斯当作一个基督教国家进行推广，俄罗斯与美国的部分基督教右翼之间的交谊日渐深厚。近年来，俄罗斯还对欧洲的民粹主义势力提供了道义和经济上的支持，那些势力包括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在法国领导的国民联盟（前国民阵线）和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在意大利领导的北方联盟（Lega）。（玛琳·勒庞，生于1968年，是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国民联盟主席。马泰奥·萨尔维尼，生于1973年，2018年7月至2019年9月间担任意大利副总理，现任北方联盟主席。国民联盟和北方联盟，均为极右翼政党。——译注）
普京于2000年掌权，并开始抛开美国和欧洲，当时他似乎在寻求一种可以证明其反西方的政策具有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他试验过一些主张，如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的“主权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但这些主张从来没有真正流行起来。眼下，普京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要充当整个民主世界中的民粹主义保守派导师。不清楚普京是多么严肃地接受了这些主张中的任何一种，但这些主张有助于削弱被他视作敌手的一些国家中的精英，从而契合于他的外交政策目标。（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生于1964年，俄罗斯政治家、商人，1999至2011年担任俄罗斯总统行政办公室第一副主任。——译注）
极化的社会学也一直在改变。乔纳森·罗登（Jonathan Rodden）已经证明，在美国和欧洲，民粹主义选举的唯一最有力变量是低下的人口密度。（注5）全球经济一直在将工作和机会向更大的城市集中。这些趋势早就了更自由开通的选民，与此同时，民粹主义者散布在二线或三线城镇以及农业地区的乡村中。这些选民往往年龄更大，更少流动性，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时间更短。人口密度不只开始反映经济机会，也开始反映文化价值观。（乔纳森·罗登，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译注）
技术：从朋友到敌人？
《民主季刊》创办三十年间发生的第二个重大转向涉及技术的角色。这一发展与身份作为世界政治主轴的兴起并非无关。
1990年代见证了全球互联网的诞生，当时，互联网受到几乎普遍一致的追捧，人们认为，它将为世界范围内胸怀大志的民主人士提供帮助和支持。互联网的分布式计算和信息交流模式似乎注定将终结既有的威权主义等级系统，并将信息——从而也是力量——扩散到更广泛的人群那里。互联网做到了这一点：后共产主义世界的“颜色革命”和诸如阿拉伯之春运动的那些反抗，都利用了活动人士的组织能力，他们天生就懂得运用新的横向交流形式。
不幸的是，技术发展没有止步于那里，互联网的去中心化没有持续。网络的外部性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赋予谷歌和脸书之类早期先行者以巨大的优势，它们开始对互联网实施垄断性的控制。北京和莫斯科的威权执政者理解一个去中心的互联网给他们造成的威胁，他们学会了如何出于自身目的重塑互联网。
今天，全球互联网已一分为二：一个由中国控制的封闭的互联网和一个由美国一批私人公司运营的更加开放的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受到小心谨慎的管控，目的是支持中国的威权政府，而西方互联网的运营，服务于控制它的私人公司的利益。从原理上讲，后者并不反对民主，但私人公司的自利使得反民主的活动人士可以利用它们，因为那些人发现，相较于真相，阴谋故事和编造出的信息往往可以收获更多点击量。受到互联网侵扰的等级系统之一是民主国家中那些由“传统媒体”（legacy media），即由印刷、广播和电视领域中的媒体组织构成的一个网络，长期以来，它们发展出了筛选和验证信息的新闻业标准。谷歌和脸书的兴起动摇了那些老派媒体的商业模式，但今天，为民主社会的广大公众提供可靠新闻的经济激励是什么，并不清楚。
在不论向左和向右的诸多变种当中，新的身份政治的趋向都是，社会碎裂为更加细小的一个个身份团体。社交媒体在很多方面完美适用于助长社会的分解。它们使得志趣相投的个人不只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在全世界都能发现同好，同时同步屏蔽批评和不同意见。在左派那里，性别政治和“交织性”（intersectionality）已经引致一些特征鲜明、有时是彼此敌对的身份团体大量涌现。在右派那里，我们已发现，出现了诸如“非自愿独身男性”（incels）之类社群和新的词汇和符号，白人民族主义者可以利用那些词汇和符号识别彼此。推动这一切的是俄罗斯这样的外部行动者，它们对推荐自身政治模式的兴趣，要小于在西方社会内部强化怀疑和分裂。
但将社会的日渐碎片化简单归因为互联网的兴起或俄罗斯的政策，或许是错误的。传统社会机制权威性的衰退始于1990年之前，自那之后愈演愈烈。这些机制不只有政府，还有在各个领域居间调解的社会组织，包括政党、商业公司、工会、教堂、家庭、媒体机构、志愿者机构，等等。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首度论及这一现象，他在1995年的《民主季刊》中发表了广为传阅的“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一文。（注6）调查数据也捕捉到这一衰退，数据展示了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这些机构的信任程度是如何降低的。如此衰退，因机构和国家的不同而有不同，但令人侧目的是，信任的整体缩水是跨越国界的，出现于整个民主世界的一个又一个地方。（注7）（罗伯特·普特南，生于1941年，美国政治学家，任教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独自打保龄》日后扩展为专著，初版于2000年，是普特南的代表作品。——译注）
人们对居间调解机制的信任弱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很多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正面事态的副产品。相较于数十年前，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这令他们倾向于为自身着想，而不是简单遵从传统的权威来源。相较于过去，社会机构的运行更为透明，这不只是因为互联网，更是因为现代公众要求透明。譬如，天主教神父的性掠夺是一个新现象，这极不可能；大型组织中的强势男性实施的性侵害只在二十一世纪发生，这也极不可能。这些事情现在之所以成了大问题，是因为透明规则变了。今天，更多的信息唾手可得，人们也更不愿原谅滥权之举，或为更大的利益而掩盖有害的底料。
普特南注意到美国志愿者社团的长期衰退，批评者则指出，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也早已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女性和少数民族一直在进入他们先前被排斥的工作场所和组织当中。曾经在种族、性别和宗教意义上高度同质化的“老男孩网络”（old-boy networks）造就了高度的信任，但代价是将部分重要人群排除在外。于是，对组织的信任程度下降，一定程度上就成了变得更包容和在社会层面更公正的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结果。
信息革命的早期倡导者认为，这场革命将充当推动民主的力量，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新的技术将在个人层面造成直接影响。1980年代，桌上个人计算机的诞生极大增加了在指尖就能拥有计算力量的人的数量。1990年代见证了全面互联网联接的兴起，而2000年代将所有这一切整合到了智能手机便携的、无所不在的形式当中。
但近期，更多的技术进展已转换了权力的运行轨道，令其重新回到中央集权的方向。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可以植入个人设备——事实上有赖于这些设备捕获的巨量信息宝贝——但与此同时，个人无法轻易掌握这些技术，他们使用个人计算机时也是如此。确实，令机器具备学习能力的数据集相当庞大，只有大公司，或者大国在某些情形下，才能充分加以利用。今天，在中国设立的那种监控系统将把上亿只探头连接到大规模机器学习系统中，这主要在威权政治体系下可行。
再者，即令在最民主的社会中，正在兴起中的“物联网”也在收集令人难以置信的海量信息，对个人用户而言，这些信息的使用，相较于今天互联网中信息的使用，甚至更加不透明。但大型的、技术熟练的机构，不论是政府还是私人公司，有能力去开拓“大数据”，并且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尽管身处这些进展当中，我们要预言它们的政治后果还嫌太早太早，但对民主赋权而言，这都不可能是好兆头。
仅专注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民主构成的威胁，或许是错误的。传统媒体那里一样有重大转向。传统媒体越来越多地由寡头拥有，这助长了民粹的民族主义兴起：寡头买下了传统媒体机构，然后利用对这些媒体机构的所有权推广他们的政治事业，这一模式由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开创。一旦就任，这些寡头就可以利用政治影响力保护他们个人的商业利益。在乌克兰，每个重要电视频道都与把持该国经济的六位寡头中的一位有关；在匈牙利，主流媒体眼下已被与欧尔班领导下的执政党青年民主联盟（Fidesz）有交情的富有商人控制。(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生于1936年，意大利媒体巨头、前总理。——译注)
新自由主义及其不满者
其他一些缓慢的变化更换了民主制度存在的环境。经济首当其冲。1990年代标志着自由市场革命的巅峰，这场革命早在十年前由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释出。（注8）
作为对1970年代经济停滞的回应之举，其思想框架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乔治·斯蒂勒（George Stigler）、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Jr.）等学者加以修订，精英正是在这一框架中思考经济政策的。从根本上讲，这些思想家提供的雅致思想框架为罗纳德·里根俏的俏皮话做了背书：“英语中的九个最可怕字眼是‘我来自政府，是过来帮忙的’。”一度占据主流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曾在帮助政府对抗经济周期方面扮演过有益角色。代替凯恩斯主义的是严格的货币学派，和通过减税、去监管、私有化、减关税和对公司规模采取放松态度以全面减少政府干预的举措，即著名的“华盛顿共识”。
这一转变，指向今天遭到嘲讽的“新自由主义”，使得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全球大国的出现成为可能，令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释放出强大的创业力量，但在1990年之后一些年间也形成若干凶险的后果。首先，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在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继续恶化，在世界范围内，巨量财富集中到了极少数精英手中。其次，财富金融化了，并且作为放松监管的后果，金融部门发生了动荡，这些情况导致拉丁美洲、东亚、美国和欧元区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级按揭危机和2010年的欧元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让那些提倡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人士声名扫地，由此为民粹主义在随后十年中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前苏联于1991年崩溃，这似乎验证了鼓吹激进自由市场的人士的意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斯大林会这么说）的他们忘记了，在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中，国家会继续实施法治，维护政治稳定，规制经济活动，由此扮演重要角色。1990年代初，来自西方国家首都的意见是，哪怕在国家力量及其孱弱的地方，也应放松监管，尽可能快速地实施私有化。结果是，在那些地方，经济混乱，贫困加剧，寡头阶层兴起，那些寡头懂得如何操纵急速演变的局面。在该地区很多人头脑中，这样一些后果变得与民主本身有关，这为日后十年间普京和其他强人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每一代人的思维框架都由标志其成员成长年月的集体经验所塑造。对那些经历过冷战及其终局的人来讲，“社会主义”这个词带有太过负面的指涉。对那些1990年之后出生的人而言，已经呈现出负面效价的是新自由主义及其相关的财政紧缩、私有化和自由贸易政策。社会主义在美国“千禧年”一代持有进步主义立场的人士中流行，以及中欧和东欧的年轻人公开声称敌视欧盟，是这种世代遗忘的副产品。
伊万·克拉斯蒂夫（Ivan Krastev）和史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暗示，这里有更层次的问题。中欧和东欧及前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假装它们解决了民族主义问题，但实际上，它们只是将这一问题清扫到了地毯之下。1945年后，这些政权中没有一个如同西德人对待其自己的年轻人那样，曾经投入人力物力，试图说服战后一代人相信民族主义的邪恶之处。事实上，对这一地区的很多人而言，鉴于共产党政权早就加以拒斥和镇压，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最终具备了负面含义。因之，1989至1991年之后，那些先前的“被占领国家”采纳了自由主义民主的民主部分，而未必是自由部分，即不同民族可以在“平等法律，平等适用”的旗号下和平共处。结果是，非自由主义民主在诸如匈牙利和波兰这样一些地方出现。（注9）[伊万·克拉斯蒂夫，生于1965年，保加利亚政治学者，现任保加利亚非政府组织“自由战略中心”（Centre for Liberal
Strategies）主席。史蒂芬·霍尔姆斯，生于1948年，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译注]
与此同时，在前苏联，美国经济政策对民主前景的负面影响迄今未获充分认知。但美国的政策错误一样在其他方面伤害到民主的前景。1991年至2008年是美国政治和军事霸权的一段辉煌时期，在那期间，华盛顿的军事预算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国防支出的总和，而且美国没有遭遇能抗衡其实力的“力量对等的竞争者”（peer competitor）。
美国领导的盟军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相对轻松的胜利令美国的决策者深信，他们掌握了重塑全球政治的独一无二的工具。
这导致了第二个重大政策失误，即2003年入侵伊拉克。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终究不存在，但对此忧惧万分的小布什行政分支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并实施了更广泛的“自由议程”（Freedom Agenda），谋求重塑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这一行动的很多长期后果是始料未及的：入侵伊拉克改变了该地区的均势，使局面有利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及其什叶派盟友；这导致伊拉克出现持续动荡，一个新的恐怖主义团体伊斯兰国兴起；还给西方联盟造成沉重压力，同时令英国政府声誉扫地，因其选择与华盛顿并肩作战。
最后，在全球各地的很多人看来，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在民主推广和美国单方面动用武力之间确立了一种关联。
入侵伊拉克，加上在阿富汗久拖不决的战争，深刻影响到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尽管存在很多意见分歧，但贝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都认为，美国理当减少其在中东的存在，且在美国的利益没有深度卷入时避免进行干预（特别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所有这一切都造成，美国年轻人在有关成功的民主推广的前景问题上越来越愤世嫉俗。
另一个长期转向降低了有关民主过渡的期待。幸运的是，前共产主义世界和中东的演变历程交织在一起，使得美国人以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看待民主推广（大体而言，欧洲人一开始就怀疑得多）。共产主义突然倾覆之后，匈牙利和波兰之类国家表面上急速向自由民主过渡，但回过头看，这一过渡是一个高度偶然的事件，很多美国人从中汲取了错误的教训。
小布什2005年的第二次就职演说维护了民主权利和民主渴求的普适性，并强调美国将在全世界倾力终结暴政——小布什表示，该责任的履行也将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但在专注于终结暴政的过程中被忽视的是，在暴政留下的残垣断壁中建设一种可持续的自由民主，将面对十足的困难。
民主与国家能力
伊拉克以可能是最痛苦的方式叫世人明白了，建设民主有多困难。铲除萨达姆·侯赛因并未叫人们欢呼雀跃，庆祝他们的解放（比如在中欧和东欧），反而在美国的占领谋求重建一个伊拉克国家（state）的同时，导致了持续数年的暴力和混乱。有关民主过渡的大量文献聚焦于民主机制，如选举、选举规则、政党、立法机构等等，或是关注自由主义的核心构成，如宪法和法律，其中有很多发表于《民主季刊》。
这些机制在赋予权力以合法性的同时旨在约束权力，但它们取决于这样的原生事实：权力首先要存在，其形式是一个国家（state）在某片特定领土全境实施垄断性的合法强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外交政策遭遇的是，在其开始履行建设民主的责任之前，亟需建设这样的国家。但涉及国家建设问题时，当代政治学绝少认为那是有益的。悖谬之处在于，哪怕是在匈牙利和波兰，2000年代初，那里的民主似乎也是在向自由民主的巩固成功过渡，但终究变得极为差强人意。
结果是，对外部力量是否有能力控制独裁者下台那一天之后发生的事态，美国的政策变得小心谨慎得多——也理当如此。这一类型干预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北约2011年在利比亚的行动；奥巴马从这一经历中汲取的教训是，他应当避免在叙利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
追踪政策议程转向的民主过渡文献从大量关注民主机制转为关注国家能力问题，以及作为国家能力问题一部分的腐败及其治理问题。阿富汗和伊拉克是国家弱势的极端案例，但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很多拥有稳定政府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蒙受国家能力孱弱而腐败水平高企之害。在一些案例中，如在俄罗斯，腐败自顶层组织实施，成为国家力量的基石。在其他一些案例中，如在巴西和墨西哥，腐败与正常运转的民主机制共存，但已令选举上台的领导人丧失合法性。结果是，这两个拉美国家眼下都由民粹主义总统领导（巴西总统是右派民粹主义者，墨西哥总统是左派民粹主义者）。
一方面是民主，另一方面是腐败与国家能力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一个流传广泛但绝少被阐明的假定是，要解决系统性腐败问题，答案是更多的民主，但两者的经验关系要复杂很多。（注10）
民粹主义近来的兴起引发了人们对存在于一个世代之前的有关民主过渡的部分共识的质疑。当年，政治学者讨论过“民主巩固”（consolidated democracy），它通常由亨廷顿经典的“二次政权轮替”测试来衡量：假如选举促成权力和平移交两次，那么民主就可以说实现了巩固。考虑到民主倒退新近发生在了大多数民主巩固国家（包括美国和英国），那种认为民主一旦到达某一点就绝不会走回头路的意见就显得古板老套。《民主季刊》的一些作者如史蒂芬·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认为，对现代民主的致命威胁并非军事政变，毋宁说是规则和制度的持续且渐进的败坏，而自2011年以来，匈牙利一直在发生那种败坏。很多人在美国自己那里看到了这一过程的展开。（注11）（史蒂芬·列维茨基，生于1968年，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译注）
以完全悲观的语调结束这一回顾大约是错误的。过往一个世纪间，民主经历了许多起伏。当下的危机与1930年代民主承受的打击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法西斯主义攫取了欧洲的心脏。可以说，堪与那场危机比肩的是，在麻烦重重的1970年代，人们丧失了民主的信念，这曾困扰西方。引爆1989至1991年民主过渡的星火，今天依旧在世界很多地方闪耀。仅仅在过去数年间，乌克兰、阿尔及利亚、苏丹、尼加拉瓜、亚美尼亚和香港全都见证了反对威权政府的大规模抗议，尽管这些抗议没有总是带来成功的民主过渡。捷克共和国、格鲁吉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甚至是俄罗斯，则见证了广大民众对腐败和寡头控制民主进程的反击。
退欧对英国政治体系的碎解之处在于，确保没有其他欧盟国家很快会步英国的后尘。不清楚的是，假如英国选民自己有机会再做决定，他们现在会做出与2016年6月同样的选择。唐纳德·特朗普挑战了美国的很多制衡机制，但那些机制多半仍屹立不倒；最重要的制衡即选举人的制衡，或许将在2020年到来。长期而言，人口形势似乎不利于民粹主义；年轻人继续迁出农村地区，进入大城市。
但为到达长期愿景，我们必须先经得起短期的考验。当今世界存在两大对立趋势：其一为社会的碎片化，与此伴生的是居间调解机制权威性的衰退，这主要发生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其二是威权国家中兴起了新的中央集权的等级系统。经得起当下的考验，意味着重建自由民主机制的合法权威，同时抗拒那些期盼非民主机制成为中枢的力量。《民主季刊》于分析过往三十年的所有这些现象厥功至伟。我们希望它来年继续如此，因其洞见笃定是我们所需要的。
注释
1. Larry Diamond, 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 (New
York: Penguin, 2019).
3. This issue is explored at greater length in my
book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4. Marc F. Plattner, “Il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Struggle on the Right,” Journal of Democracy 30 (January
2019): 5–19.
5. Jonathan A. Rodden, Why Cities Lose: The Deep
Roots of the Urban-Rural Political Div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9).
6.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January 1995): 65–78.
7. See, for example, Moisés Naím, The End of
Power: From Boardrooms to Battlefields and Churches to States, Why Being in
Charge Isn’t What It Used to B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and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8. For an account of this shift, see Binyamin Appelbaum, The
Economists’ Hour: False Prophets, Free Markets, and the Fracture of Society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19).
9. Ivan Krastev and Stephen Holmes, “Explaining Eastern
Europe: Imit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Journal of Democracy 29
(July 2018): 117–28.
10. Roberto Stefan Foa, “Modern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29 (July 2018):
129–40.
原文出处：
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articles/30-years-of-world-politics-what-has-changed/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