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丨资本主义的内部冲突
图：David Plunkert
资本主义的内部冲突：自由资本主义与政治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统治着世界。除了至为无关紧要的仅有几个例外，当下的整个世界以相同的方式组织经济生产：劳动是自愿的，资本大多掌握在私人手中，生产以分散的方式协调，并由利润诱发。
如此成就史无前例。过往，不论是在公元前六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在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还是现代早期的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资本主义都必须与其他组织生产的方式共存。这些方式包括狩猎、采集、自由农民的小规模耕作、农奴制和奴隶制。哪怕近至一百年前，伴随大规模工业生产和全球贸易到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初露端倪之时，其他很多这样的生产方式依旧存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拥有当时的世界，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容纳了人类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但今天，资本主义成了依旧鼎立的唯一生产方式。（低地国家，指西北欧地区的沿海低洼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译注）
越来越常听到西方的评论家将当下的秩序描述为“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就好像这一经济体系行将消失一般。其他人暗示，资本主义再度面临来自社会主义的威胁。但无可逃遁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就在当下，没有对手。全世界各个地方的社会都接纳了内嵌于资本主义的那种一心争胜、渴求财富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收入会降低，贫困会增加，技术进步会减缓。但真正的战斗发生在资本主义内部，在两种你争我夺的模式之间。
人类历史中时常可见，一种体系或宗教致胜后，在同一信条的不同演变类型之间，分裂很快随之而来。基督教穿越地中海，传播至中东后，为疾风骤雨般的教义纷争所撕裂，最终形成这一地区基督教在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之间的首次大分野。伊斯兰教亦如此，在令人目眩的扩张之后迅速分裂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作为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对手，共产主义并未长期维持一体独大的局面，分裂成了苏联版和毛泽东主义版。
在这一方面，资本主义没有不同：目前有两种模式处在支配地位，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迥然有异。在西欧、北美和其他一些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日本，资本主义的自由贤能统治形式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资本主义将绝大多数生产活动集中在了私人部门，表面上允许才俊出谷迁乔，并试图通过免费的学校教育和遗产税等举措确保所有人都得到机会。与这一体系并行不悖的是国家领导的政治模式的资本主义，这一模式以中国为典型，但也出现在亚洲的其他国家（缅甸、新加坡、越南），出现在欧洲（阿塞拜疆和俄罗斯）和非洲（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卢旺达）。这种模式的资本主义赋予经济增长以特殊地位，并限制个人的政治和公民权利。
这两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绝佳范本，它们之间难免存在竞争，因为它们彼此极为密切地纠缠在一起。亚洲、西欧和北美，总计占有全球人口的70%和经济产出的80%；通过贸易、投资、人口流动、技术转移和观念交流，这三个地区之间有持续不断的接触。那些联络和碰撞已孕育出西方和亚洲部分国家之间的竞争，它们各自模式资本主义之间的不同则更加激化了这一竞争。正是这样的竞争，而非资本主义和其他某种经济体系之间的竞争，将塑造全球经济的未来。
1978年，几乎百分之百的中国经济产出来自公共部门；该数字目前已降至不足两成。在当代中国，和在西方更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生产资料大多为私人掌握，国家不向企业强派生产和定价方面的决定，大多数工人是薪资劳动者。在所有这三个方面，中国的评分笃定都是资本主义的。
资本主义目前没有对手，但就一个社会中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安排，这两种模式提供了大有不同的手段。政治资本主义（political
capitalism）赋予政治精英更大程度的自主权，同时向普通民众承诺实现高增长率。西方宣称，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存在必然的关联，中国的经济成就则削弱了西方的这一说法。
自由资本主义拥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和法治。这两大特征的正面价值是内在的，都被认为提倡了创新和社会流动，从而促成了更快的经济发展。但这种资本主义正遭遇巨大的挑战：一个自我延续的上等阶层的出现，外加不平等的日渐加剧。眼下，这代表对自由资本主义长期活力的最严峻挑战。
同时，中国政府和其他政治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必须不断创造经济增长，以确立它们的统治合法性，这一强制性的职责可能变得越来越难以履行。政治资本主义国家还必须尝试约束内在于其体制的腐败，及作为体制补充的急速增进的不平等。对这些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一大考验将是，它们是否能约束一个正在成长壮大的资本家阶层，对国家官僚阶层唯我独尊的权力，他们时常感到厌烦。
当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尝试经济转型并大力拉动增长时，这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张力将愈发凸显。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对立往往呈现在纯粹地缘政治方面，但本质上，那就像两大构造板块之间的挤压，其间的摩擦将决定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纪如何演进。
自由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是当代世界正在经历的两个划时代变动之一。另一变动是西方和亚洲之间经济力量的再平衡。自工业革命以来，亚洲的收入愈加接近于西欧和北美，这是第一次。1970年，西方生产了全世界经济产出的56%，亚洲（包括日本）只生产了19%。今天，仅仅三代人之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实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增长，该比例关系已经转变为37%和43%。
二十世纪后期，西方资本主义生成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造就了新一波全球化，在这一时期，亚洲开始缩小与“北方世界”（global North）之间的差距。全球化最初立足于西方经济体的财富，为很多亚洲国家带来了对停滞不前的结构的全面重整和巨大的增长。1990年代，全球基尼系数（用于衡量收入分配，0代表绝对平等，1代表绝对不平等）为0.70，自那以来，全球收入不平等已显著降低；今天，这个系数大约是0.60。随着亚洲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全球基尼系数将进一步降低。
尽管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已得到缓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特别是西方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却在加剧。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由1979年的0.35上升至今天的大约0.45。不平等在国家内部的这一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及其对西方更发达经济体影响的产物：工会走向衰败，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外迁，工资停滞。
自由的贤能统治资本主义（liberal
meritocratic capitalism）形成于过往四十年间。对比资本主义的其他两个变种，即古典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占据优势地位）和社会民主资本主义（自二战至1980年代早期定义了西欧和北美的福利国家），可以最恰如其分地理解这种资本主义。
十九世纪的古典资本主义时期，财富的创造源自拥有，而非劳动；不同于这一点的是，在当下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富有的个人往往同时拥有资本财富和劳动财富。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的形成，既通过投资，也通过劳动。他们往往还与拥有同样教育和资金背景的合伙人通婚并组织家庭，社会学家称这种现象为“选型婚配”（assortative mating）。在古典资本主义体系下，位居收入分配格局顶端的那些人往往是金融家，但今天，很多顶层人士是领受高薪的经理、网络设计师、医生、投资银行家和其他专业精英人士。这些人工作是为了挣得高额薪水，但不论是通过投资还是个人储蓄，他们的收入还有一大部分源自他们的金融资产。
在自由的贤能统治资本主义中，社会较古典资本主义阶段更平等；女性和少数族群获得了更多自主权，成为劳动人口；福利的供给和社会转移（用税来支付）被用来尝试缓和财富和特权严重集中造成的最恶劣后果。自由的贤能统治资本主义从其直系前辈即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了最后那些举措。
该模式的组织架构围绕产业劳动力展开，其特点是工会的强力存在。工会在减少不平等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盛行的年代，人们见证了美国的《退伍军人权利法》（GI
Bill）和《1950年底特律条约》（1950 Treaty of Detroit，一份影响广泛、经工会谈判达成、着眼于保护汽车工人的协议），以及法国和德国的经济繁荣，在这些国家，收入增加了。增长成果的分配相当公平；人口受益于更方便获得的医疗、住房和廉价教育；更多家庭的经济地位获得了改善。
但在全球化和自由的贤能统治资本主义条件下，尤其是，随着产业工人阶层遭到筛选和工会弱化，工作的性质发生了显著改变。二十世纪晚期以来，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一直在上升，也就是说，国内生产总值中有越来越多的部分属于大企业和已富裕人群创造的利润。这一趋势在美国已经十分强劲，但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一样有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
总收入中资本收入所占份额越来越高。这表明，资本和资本家正变得比劳动和工人更重要，所以他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这也意味着，不平等在加剧，因为那些从资本中汲取大份额收入的人群往往是富人。
西方社会中的不满
一方面，当下的资本主义形成了一个更多样化的精英阶层（就性别和种族而言），另一方面，自由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后果是，深化不平等，同时筛选那种隐匿于绩效托词背后的不平等。
较他们镀金时代的先辈似乎更可信的是，今天的最富裕人群可以宣称他们的地位源自他们的工作，此说模糊了他们从积极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的一种体系和社会趋向中获得的优势。过去四十年间，人们见证了一个半永久性上等阶层的壮大，这个阶层与社会其余人群愈发隔膜。在美国，最顶层的10%财富持有者拥有超过90%的金融资产。这一统治阶层受过良好教育，其中很多人从事劳动，他们的劳动收入通常高不可攀。他们往往相信，他们高大上的地位是理所应得的。
这些精英大量投资于后代人群，并投资于建立政治控制。通过投资于子女教育，那些顶层人士得以令他们这一类人的未来数代人群维持高不可攀的劳动收入和精英地位，而从传统上讲，精英地位与知识和教育有关。通过在选举、智库、大学等方面展开政治影响力方面的投资，他们可以确保由他们设定继承规则，这样，金融资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转移到下一代人那里。这两种投资（后天获得的教育和被转移的资本）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统治阶层的再生产。
若非那个阶层实施了政治控制，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上等阶层是不可能形成的。过去，这是自然发生的；精英阶层多半来自富人，因之，政治家和其余富人之间存在见解上的某种共通性和共享的利益。这不再是事实了：今天的政治家来自形形色色的社会阶层和背景，更可能的是，从社会学上讲，其中很多人与富人绝少共同点。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贝拉克·奥巴马、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约翰·梅杰都来自平常人家，但都相当高效地支持了1%人群的利益。
在一个当代民主社会，富人动用他们的政治捐献以及对智库和媒体机构的资金支持或直接所有权，换得有利于他们的经济政策：对高收入更少征税，更大规模实施税金减让，通过在企业界减税实现更高的资本收益，更少监管，等等。这些政策转而增加了富人停留在顶层的可能性，且在这样一个链条中形成了最终关联：该链条从资本在一个国家的净收入中拥有更高的份额，延伸到了形成一个自我服务的上等阶层。假如这个阶层不曾试图涉足政治活动，他们可能依旧享有强大稳固的地位；而当他们在选举进程中花费金钱，并建立自己的民间社会机构时，他们的地位就变得几乎牢不可破。
当着自由的贤能统治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精英阶层变得愈发封闭，社会其余阶层的不满日甚一日。西方社会中的不满情绪，很大程度上由少数精英人群与劳苦大众之间的隔膜造就。劳苦大众几乎没有从全球化中获益，他们恰如其分或不那么恰如其分地认为，全球贸易和移民是他们遭遇的诸多伤害的源头。这一情形与1970年代第三世界一些社会中曾被称为“脱节”（disarticulation）的现象相仿，令人后怕。该现象可见于巴西、尼日利亚和土耳其，随着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步入全球经济体系，它们的大多数内陆地区遭到遗弃。这一弊病原本被认为只影响到发展中国家，但看上去已打击到了北方世界。
中国的政治资本主义
在亚洲，全球化拥有不同的名声：譬如，据民意调查，越南91%的民众认为全球化是向善的力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是中国和越南之类国家中的共产主义奠定了它们最终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实施了民族革命（反对外国统治）和社会革命（反对封建主义），进而在1949年掌权。社会革命使得这个党扫除了所有被认为减缓经济发展和制造人为阶级分裂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相较而言，少了很多激进色彩的印度独立斗争从未成功铲除种姓制度。）从长时段来看，这两场同时发生的革命是形成一个本土资本家阶层的前提条件，这一阶层将拉动经济向前行进。从功能上讲，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革命所扮演的角色，与十九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的兴起所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
在中国，从半封建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是在极其强大的国家控制下转瞬发生的。在欧洲，摧毁封建结构的过程缓慢，历时数个世纪，国家在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扮演了远为次要的角色。征诸这一历史，那么，资本主义在中国、越南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太过经常地带有威权主义的锋芒，也就并不令人意外。
如是政治资本主义体系的决定性特点有三。首先，国家由一个技术官僚阶层执掌，这个阶层将其合法性托付给了经济增长。其次，尽管国家有法律，这些法律的应用却是任意专断的，很大程度上要符合精英阶层的利益，他们可以在应用法律不方便之时加以婉拒，或者可以全力应用，以惩罚反对者。在这些社会中，法治的如此任意专断，构成政治资本主义的第三个决定性特征：国家不可或缺的自主权。国家要果断行动，必须摆脱法律上的约束。第一和第二项原则即技术官僚阶层和法律松散应用之间的张力形成了腐败，这是政治资本主义体系得以确立的内在组成部分，并非反常情形。
自冷战结束以来，在这些特色的帮助下，亚洲那些假托共产主义之名的国家实现了飞速增长。在一个持续27年的增长期内，中国的增长率平均约为8%，越南平均约为6%，而美国仅为2%。这个增长期在2017年结束。
中国难以想象的巨量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不平等的大幅度上升。自1985年至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30跃升至0.50，这一数字高于美国，接近拉美的水平。中国的不平等在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内部都显著加剧，而且不平等在整个国家层面甚至更是如此，因为那些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拉大。在富裕省份和贫穷省份、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男性和女性、私人部门和国有部门之间，在每一组分裂之间，不平等的增进都是显而易见的。
尤其是，在中国，私人所有资本的收入所占份额也在增加；在那里，私人拥有的资本似乎和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体中出现的情形一样，走向了集中。一个新的资本家精英阶层已在中国形成。1988年，技术熟练或不熟练的产业工人、文员和政府官员构成了最顶层5%收入所得者的80%。到2013年，他们的份额已跌落几乎一半，而企业主（20%）和专业人士（33%）成为最顶层收入所得者中的主角。
差不多有五分之四的新兴资本家报称，他们的父亲要么是农民，要么是手工工人，因而可以说，中国新兴资本家阶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是这块土地的产物。考虑到共产党在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随即再度于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彻底消灭了资本家阶层，这样的代际流动并不令人惊讶。但考虑到资本所有权的集中、教育成本的上升和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当财富和权力的代际传递理当开始映射我们在西方观察到的情形时，那样的流动未来或许就无法继续。
但比照西方的资本家，中国的新兴资本家阶层与其说是一个自为的阶层，不如说是一个自在的阶层。中国的所有制形式繁多且错综复杂，在地方和国家层面模糊了公共和私人的界限，这使得政治精英可以约束资本主义式的新兴经济精英的力量。
一千年来，中国存在一些强大且至为中央集权的政权，这些政权总是阻止商人阶层成为独立的权力中枢。据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研究，十三世纪的宋代商人之所以从未成功形成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自觉阶层，是因为国家总是在约束他们的权力。尽管作为个体的商人继续繁荣壮大（很大程度上如同今天中国的那些新兴资本家那般），他们却从未形成一个浑然一体的，拥有自身政治和经济议程或被有力维护和壮大的利益的阶层。谢和耐认为，这一演变与大约同时期的意大利商人共和国和低地国家的情形大有不同。这一资本家没有动用政治权利而自肥的模式，在中国和其他政治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将继续下去。
不同资本主义体系间的冲突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式的资本主义难免与西方的自由贤能统治资本主义发生冲突。政治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可能取代那一西方模式。
自由资本主义的优势在于其民主的政治体制。民主就其自身而言是值得拥有的，但一样具有工具性优势。民主有赖于持续征询民众，从而可以有力矫正或许不利于共同利益的经济和社会趋势。即令民众的决定有时形成了减缓经济增长率、增加污染或降低预期寿命的经济政策，但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间段内，民主的决策仍可矫正这样的发展。
就其本身而言，政治资本主义承诺对经济实施远为高效的管理，并实现更高的增长率。迄今为止，中国是过去半个世纪间经济上最为成功的国家，这一事实将中国置于一个试图输出其经济和政治机制合情合理的境地。中国主要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输出其经济和政治机制。“一带一路”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通过由中国出资改进基础设施连通若干大洲。该倡议代表一种意识形态挑战，矛头所向是西方一直以来在全世界因应经济发展的手段。西方专注于制度建设，中国则将金钱投入建设实实在在的设施。“一带一路”将连接那些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国家，将它们置于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北京甚至有计划在一个由中国设立的法庭管辖之下处理投资争端。十九世纪，中国蒙受了美国人和欧洲人强加的“百年耻辱”，他们在中国拒绝接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对这样一个国家而言，这是相当重大的逆转。
很多国家或许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投资将带来道路、港口、铁路和其他亟需的基础设施，而且不会附加往往伴随西方投资而来的那种条件。中国没有兴致介入项目接受国的国内政策；相反，中国强调平等对待所有国家。一些更小国家的很多官员发现，这种方式尤具吸引力。中国还设法成立国际性组织，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在追随二战后美国的剧本，当时是华盛顿牵头，创办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北京在国际舞台上表现更为积极，是另有原因的。假如中国拒绝宣传自己的制度，而同时西方继续在中国推进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大量中国民众可能更多被西方的制度所吸引。香港当下的骚乱未能蔓延到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但那些骚乱确实表明了民众对法律应用任意专横的真实不满，这样的不满或许不局限于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对互联网明目张胆的审核也极不受年轻人和受过良好教育人士的欢迎。
通过在海外投射其政治资本主义的优势，中国将削弱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对其自家民众的吸引力。其国际活动主要是国内生存的问题。不论北京与那些采用政治资本主义的国家达成了什么正式或非正式安排，中国都将行动起来，增进对海外组织的影响。过去两个世纪间，那些组织由西方国家专门设立，服务于西方利益。
2018年6月，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一处建筑工地上的中国工人。图：Adam Dean / The
New York Times / Redux
资本主义的未来
集当代自由主义之大成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一个好的社会理当赋予若干基本自由以高于财富和收入的绝对优先权。但经验显示，很多人乐于用民主权利换取更多的收入。
人们只消注意到，在公司内部，生产通常以最等级化而非最民主的方式组织实施。工人没有就他们喜欢生产的产品或他们喜欢如何生产那些产品进行投票。等级制度创造了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工资。“技术是民主的边界所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法国哲学家雅各·埃吕尔（Jacques Ellul ）写道。“技术所赢得的，正是民主所失去的。假如我们有受工人欢迎的工程师的话，他们或许对机器一无所知。”同样的类比可以延伸到社会整体：人们可以心甘情愿地放弃民主权利，也已经放弃了，以换取更高的收入。
在今天已经商业化了的繁忙世界，民众绝少有介入社会事务的时间、知识或期待，除非那些事项与他们直接相关。美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国家之一，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体制的很多方面，总统都拥有一位当选国王的特权，但总统选举不被认为具有十足的重要性，值得发动一半以上的选民去投票站。这是能说明问题的。在这一方面，政治资本主义维护了自己的优越性。
但难题在于，为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并避开某种自由主义的挑战，政治资本主义必须持续兑现高增长率。所以，自由资本主义的优势是天生的，因为那些优势在这一体系设立时就被植入，而政治资本主义的优势是工具性的：它们必须被持续展示出来。政治资本主义始于这样的不利条件：必须用证据证明其优越性。更进一步，它面对两个难题。相较于自由资本主义，政治资本主义更可能形成恶劣的政策和恶劣的社会后果，而要逆转那些政策和后果是困难的，因为那些掌权者没有激励去改弦更张。因明确清楚的法治付诸阙如而发生系统性腐败，政治资本主义还容易引发大众的不满。
政治资本主义必须以提供更优质的社会管理、更高的增长率和更有效的行政管理（包括司法行政）为由推销自身。自由资本主义可以用更放松的态度对待临时性问题，不同于此，政治资本主义必须始终保持警惕、小心翼翼。但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看，这可能被视作一项优势：因为向选民兑现更多成就的压力持续存在，政治资本主义或可磨砺其管理经济事务的能力，并年复一年，较其自由资本主义的对手持续提供更多商品和服务。事实证明，最初看来是瑕疵的东西，可能成为优势。
但，他们的正式权利在任何时刻都可能受到限制或者遭到剥夺，他们处在国家持续不断的监护教导之中，——中国的新兴资本家会永远默许这样一种局面吗？抑或，如同在美国和欧洲发生的那样，随着他们的力量愈发壮大，数量愈发增多，他们会组织起来，影响国家，最终取而代之吗？卡尔·马克思勾勒的那条西方道路似乎具备无懈可击的逻辑：经济权力倾向于释放自身，并照看或强行实现自身利益。但在中国，国家和商人之间将近两千年不平等伙伴关系的记录呈现出，中国亦步亦趋与西方一致的道路时会遭遇巨大障碍。
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的资本家会不会开始控制国家；以及，为做到这一点，他们会不会运用代议制民主。在美国和欧洲，资本家极其小心地运用该疗法：随着选民队伍的缓慢壮大，他们顺势施治，推行代议制民主；可能出现对有产阶层的威胁时（如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大不列颠，投票权甚至受到更严格限制），他们又加以抑制。中国的民主假如到来，就批准实施一人一票制的法律意义来讲，可能类似于当今世界其余地方施行的民主。但征诸历史的份量、不安分的秉性和中国有产阶层依旧有限的规模，我们无法确定中产阶层的统治在中国能得以维持。
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华民国（1912至1949年控制相当大一部分大陆）治下，中产阶级的统治曾以失败告终；一百年后，中产阶级的统治要想以更大范围的成功重新确立，只会面对巨大的困难。
向富豪统治融合？
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未来会留下什么？答案取决于自由的贤能统治资本主义是否能向更高阶段，或可称为“人民的资本主义”（people’s capitalism）迈进。在这一阶段，来自两大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的收入会获得更公正的分配。这或许有赖于壮大资本所有者的实际队伍，令他们的数量远多于人口最顶层的10%，也有赖于让获得顶级学校教育和最优薪酬工作的机会独立于一个人的家庭背景。
为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各国理当开发税务激励措施，鼓励中产阶层拥有更多金融资产，为超级富豪准备更高的继承税，改进免费公共教育，并组织实施使用公共资金的竞选活动。这些举措的累加效应或将令社会中资本和技能的所有权分布得更广泛。在其对不平等的关切方面，人民的资本主义大体类似于社会民主资本主义，但渴求一种不同的平等；这一模式非但不专注于重新分配收入，反而谋求在资产即金融资产和技能方面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不同于社会民主资本主义，人民的资本主义或许仅仅要求推行温和的再分配政策（如食品券和住房补贴）因为它可能早已实现了某种更基础性的平等。
假如它们未能有效处置日渐增长的不平等问题，自由的贤能统治资本主义诸体系就可能行进至另一条路上：这条路并非迈向社会主义，而是与政治资本主义融合。西方的经济精英将变得更为孤立，他们对一个个假托民主的社会施用更无拘无束的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大人施用权力于那个国家的方式并无二致。
自由资本主义诸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越是变得融为一体，自由资本主义就将越是变成富豪统治，呈现出一些政治资本主义的特征。在后一种模式中，政治活动是赢得经济利益的方式；在富豪统治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先前自由的贤能统治资本主义中，经济权力将征服政治活动。这两个体系的终点将是一致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等级制度走向封闭，同时那个精英阶层的再造无限期进入未来。
（作者1953年生于贝尔格莱德，是塞尔维亚裔美国经济学家，现任纽约城市大学访问教授，曾任世界银行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近著为2019年出版的《Capitalism,
Alone》。本文原题“The Clash
of Capitalisms”，原载于《外交事务》2020年1/2月号。听桥勉力译出，有多分段，小标题略有变通。不保证全部理解和表达准确。）
原文出处：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9-12-10/clash-capitalisms?utm_medium=newsletters&utm_source=twofa&utm_campaign=The%20Clash%20of%20Capitalisms&utm_content=20191213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