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利益丨西方不自由的兴起
1941年12月6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表以“四大自由”著称的国情咨文。1943年，美国画家诺曼·罗克韦尔（Norman Rockwell）据咨文精神绘制了一组同题作品，图为第一幅《言论自由》。图片取自英文维基百科。
西方不自由的兴起
安德鲁·米奇塔（Andrew A. Michta）
是时候大声说出这一点了：在言论自由方面，西方民主国家正处在拐点上，而且未来二三十年，在这一问题上，事情将向何处发展是不清楚的。在某些情形下，一些表面上自由开明的政府已经采取行动，管制并打压它们认为不可接受的言论；在另一些情形下，实行僵化二元政治体制的一些国家已经展示出排斥自由质询和辩论传统的危险。一再出现的情形似乎是，某场争论中讲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谁、以什么方式讲了那些东西。
自由言说、论之有据和自由质询曾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传统，代替这一传统的则是表达上的精心算计、谨慎小心、自我审查。而当人们确实表达了离经叛道的意见时，那些意见往往是悄声说出，说话的人深怕，一句被偶然听到的意见就能毁掉他们的职业生涯，令他们遭遇上流社会的排斥。
拉斯姆森报告有限责任公司（Rasmussen Reports）2018年12月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发现，仅有26%的美国成年人认为他们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同时有68%的美国认为，他们必须小心，以免说出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给自己惹上麻烦。1990年，大约有75部规范“仇恨言论”的行为准则在美国高等院校中适用；仅仅一年后，这一数字就增加到了超过三百，之后这一类行为准则如同山火般蔓延开来。据教育人权基金会（FIRE）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90%的美国大学保留了至少一项政策，或者是限制受保护的言论，或者可以容易从中做出这样的解读。（教育人权基金会，是一家美国非盈利团体，成立于1999年，致力于在美国学术界捍卫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个人权利。——编注）
与此同时，在欧洲，德国于2017年颁行的一部新法律（在该国被称作NetzDG）包含对未能在它们的平台上足够细致地监管仇恨言论的社交媒体实施巨额罚款的条款。2018年，巴黎步柏林后尘，强化了在社交媒体上打击“仇恨言论”的法律。同年，民治调查公司（YouGov）在英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显然有更多英国选民（48%对35%）认为，“今天，在很多重大议题上，人们无法说出他们想说的”。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2019年提交给欧洲理事会的一份报告的结论是，今天，考虑到对记者的攻击和恐吓正在升级，欧洲的新闻自由较冷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刻都更脆弱。
简言之， “讲出心声”这一民主社会的基本自由遭到剥夺，似乎已成西方社会的常态，仿佛我们的精英和政府正沿着通往某个新的异托邦的道路急速狂奔。何以至此？
数十年来，自由表达和辩论作为自由人的基本权利，遭到倡导“更公正社会”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但只是在最近，在关闭范围不断扩大的公共辩论场地过程中，他们的努力才有成功斩获：先是在学术界，然后是在媒体上，最近是在政治活动中。今天，对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威胁不只来自言论准则——也就是说，来自规定什么意见不能说的禁令——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有关一个人必须说什么的法定规则，就好像对西方历史的浅薄指责是准许进行公共辩论的代价。
欧洲和美国社会何以显得热衷于压制那种民主性质的自由表达、犯错、辩论，甚至是冒犯的念头？毕竟，经由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或可开始了解到，什么可以通过常识的检验，并可能成为全国的政策共识。意识形态联盟（自由派对非自由派）何时成了构成公共话语的最终标杆？关切这个国家自身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政治表达成了“仇外”；运用美国实力的唯一值得嘉许的作为是无条件支持全球化，或签署高尚但最终无法实施的意图良善的宣言，由此拯救地球，——我们是如何到了这个地步的？在今天的欧洲，民众传统上的慷慨几乎被视作理所当然，与此同时，同样的公民，他们确保自身福利和安全并向下一代人传递文化遗产的诉求，时常被知识分子、政治家和媒体斥责为不宽容。这是为什么？
当下日渐滋生的不自由根植于1960年代末，但时至今日，我们才真正体会到，那个年代的观念在何种程度上解构了我们的民主文化。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最新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步履蹒跚地迈向不自由，这是某种文化脱锚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保守派似乎丧失了警惕感，自由派似乎丧失了集体心理。今天，听到人们这么说是司空见惯的：西方自身——我近来得知——不过是一种“二十世纪初的文化建构”；真理几乎不需要经验的检证，反而有赖于讲出它的个人的身份。
讽刺的是，西方历史上可以说是最重大的意识形态胜利——事后来看，同时也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刻——加剧了这矛头指向我们民主传统之基本价值的最新一轮攻击。那一年是1990年：第一个后共产党政府已于一年前在波兰成立；匈牙利人开放了他们的国界，允许来自东德的难民逃亡；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聚集在瓦茨拉夫广场（Wenceslas Square），告诉共产党犯罪集团他们该滚蛋了。然后是柏林墙倾覆，德国人屏住呼吸，怀抱一线希望：曾经不可能的统一之梦竟然将要实现了。在大西洋两岸，我们为这奇迹迭出的一年（annus mirabilis）欢呼喝彩，为见证民主的这一不折不扣且似乎不可逆转的胜利而欣喜若狂：美国的领导地位最终圆满成就；西方耗费鲜血和财富，结束了共产主义，维护和壮大了自由。（瓦茨拉夫广场，位于今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编注）
诚然 ，美国人和欧洲人都有充分的庆祝理由。整个世界显得极度镇定自若，享受着一场新的自由海啸。历史在我们这一边，至少数不清的专栏文章、学者专论和电视评论员是这么断定的。当时，对很多评论家来讲，被认为放之四海皆准的东西很快就会令属于国族的东西黯然失色，是自然而然的。西方式民主的规则和制度已经证明，既然一批形形色色的不同国家已抛弃苏联的束缚，接受了这些规则和制度，它们就有能力跨越文化的边界。既然全欧洲都已肯定自由的价值，那么自由将征服全球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民族自决权与其说是被抛弃了，不如说是据称被超越了。
但苏联崩溃那一刻自带某种隐匿的威胁，不到三十年，这种威胁就将加剧我们的分裂，并削弱个人自由的基石。我们的胜利感内部孕育着可以说是最危险的种子，西方此前并未遭遇过：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确信，我们已经破解了有关人类境况的密码，并可以做好令个人和社会臻于完美的工作。不只左派这样认为。
随着苏联的内爆，我们失去了一个敌人，其社会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告诉我们着眼于改造人性的工程可能结出何种果实：自由沦丧，接着是镇压和恐吓。布尔什维克的实验早已造成数百万人罹难，制造了无法形容的人间惨剧，而一旦这种带毒的实验（至少在欧洲）不再进行，那种必胜的诱惑就被证明是太有魅力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经压倒共产主义，既然这在某个基本层面合情合理，随之而来的结论就是，制度和市场改革可以实现的目标是没有限度的，特别是当人们认为，解释自由民主何以在某些社会而不是其他社会兴盛繁荣的那些诸如文化和历史之类变量微不足道之时。看来，这一波后冷战态势要想成功，必得走向世界。因之，在其致胜那一刻，西方成了人类已臻完美这一后启蒙妄想的牺牲品。
但苏联崩溃也令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和作为他们同道的进步主义者得以内转，并专注于“内部敌人”，也就是“体制”的敌人。在欧洲和其他地方，改造人性的努力结出了什么果实，人们对此毫无头绪。于是，对那些意识形态的忠诚卫士来讲，构思某种叙事，告诉受众，假如斯大林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没有败坏集体主义之梦，“真正的”社会主义可以取得何等成就，就变得可能了。同时，不再受强大的国族团结之感控制的商界，变得沉迷于有关“无可逃避的市场逻辑”的欺骗性论断。美国的政策和商界精英中的很多人士认为，美国的供应链外包至亚洲非但会令我们富有，还将推动那一地区实现出口驱动型的现代化和最终的民主化。他们告诉我们，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出口驱动型的现代化必将引领欠发达经济体摆脱贫困，造就一批受过良好教育、懂得行使自身权益的中产阶级，他们会提出建立代议制政府的诉求。甚至到今天，仍有一些人坚持这一论断不放，无视所有相反的证据。
不幸的是，认为整个西方世界的自由正在衰减并非夸张之词。这不是因为外国军队已在战场上击败了我们，或是因为我们的财富已经被某个外来经济大国掏空抽干。毋宁说，西方越来越有可能变成“后民主社会”，因为公共集会活动（agora）正在排挤自由表达以及个人自由和自主权这样一些西方的最基本价值观。今天，美国大专院校中的话语更像是培养苏联年轻积极分子的臭名昭著的阿泰克（Artek）训导营中的训导，而不是托马斯·杰弗逊为弗吉尼亚大学勾画蓝图时所设想的“辩论、合作、启蒙”。在欧洲和美国，那些期盼在学界、商界或者媒体中获得专业造诣的人士必须越来越多地屈从于主流正统观念，将所有不正确的表达从他们的言论中肃清，目标是最终将不纯洁的想法从他们的头脑中涤荡干净。（阿泰克训导营，即阿泰克国际儿童夏令营，1925年6月起设立于克里米亚半岛的Hurzuf 镇。起初仅接待80名儿童，但至1969年时面积已达3.2平方公里，拥有150栋建筑，包括医疗设施、学校、游泳馆等，总计接纳三十万儿童，其中包括来自其他七十个国家的13000名儿童。1991年苏联解体后逐渐衰落，目前是度假胜地。——译注）
眼下的西方，其文化遗产无所寄托，其历史越来越遭到无视，正沿着种族、族群和意识形态界线走向分裂。在美国，将“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改造成美国版巴尔干的进程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其间，势同水火的团团伙伙就过去真发生过的和想象出来的冤屈争吵不休；作为共和形式的政府之基石的爱国主义和相互义务之感正在被从美国文化中肃清。在这一点上，美国并非独一无二，类似的不自由潜流正在解构一些欧洲最古老的政治传统。
因言论自由遭到攻击，不论是作为一种政体还是一种优异的文化遗产，西方都处在一场维护其民主传统之生存的重大战役的阵痛之中。此时，我们所有人理当挺身而出，捍卫自由，并且要放大声量。
[作者是德国乔治马歇尔欧洲安全研究中心（George C. Marshall European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国际与安全研究院院长。本文原题“The Rise of Unfreedom in the West”，2019年3月19日发布于《美国利益》杂志网页。有多分段，听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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