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满的体制内中国人
图片内容不详。来源：GETTY IMAGES
不满的体制内中国人
所有政权都仰赖支持者。甚至最独裁的领导人至少也需要一个小集团的追随者和奉承者，以支撑他们的统治，并令他们免遭废黜。近年来，尽管一般认为政治改革已陷于停滞，但中国政府仍采取措施，改进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抗议者收获了让步，但同时，他们的领头人遭到监禁。（注1）市长和县长们建起在线门户，在这些网站上，他们对一些要求视而不见，但回应了其他要求。（注2）尽管几乎没有法案不获表决通过，但作为中国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代表仍代言他们的选民。（注3）甚至每当镇压升级，有维权律师遭到拘押，有香港书商遭到绑架，以手段强悍但拙劣著称的领导层也正在开发新的手段，令他们得以收集有关那些不满人士的信息，并着力平息某些不满。
但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基础正在出现裂缝，那些裂缝已宽到足够引发观察人士思考，这个政权或许正在接近其最后的时光。曾经讨论“韧性威权主义”的分析人士今天谈的是“无法持久的威权主义”。（注5）一些学者仅仅在十年前尚且看到一种出色的适应能力，但他们今天的结论是，一党统治的结束或许已近在眼前。（注6）经济发展战略无以为继、债务攀升、镇压升级，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这个政权脆弱不堪，而回应民众诉求的那些改进举措无关宏旨，或许不足以太过长久地维持政权的团结和睦。
共产党政权是可长久维持还是正在衰败？两造都有很多强有力的说明，而要将一个政权的长处和弱点并置，并判断何时一方到达胜出的零界点，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个迄今为止未获细究，但中国统治者难免忧心的议题：体制内存在一些不满的人士。那些人是政权的忠实拥护者，但开始自视为共产党统治的受害者而非获益者。
这里，我将关注三类愤愤不平、大失所望的体制内人士，我的同事和我对这些人有过研究。每一类人士都参与过某种形式的国家安全工作。第一类是街头警察，他们在自己职业生涯开始时曾认为，他们的工作会给他们带来声誉和权威，但眼下他们觉得心灰意冷、误入歧途且不被尊重。第二类是退伍军人。作为前体制内高阶人士，他们今天发现，自己到了要为医疗津贴和养老金陈情和抗议的地步，他们认为自己的医疗津贴和养老金遭到了不公正的克扣。第三类群体包括遭到恐吓的干部、教师、医务工作者和国有企业雇员，他们被迫涉足共产党政权打压异见人士的诸多高度个人化且令人不快方法之一，之后感到疏离、愤怒和无助。
这些不满的体制内人士均非高层精英，他们的地位无法撼动国家主席习近平，或者挑战基层的权势人物。但当先前憧憬满怀的个人，特别是那些负责对普通民众实施国家权力的个人，都开始认为体制没有善待甚至已背叛他们，他们的不满就值得审视，甚至可能是这个政权正在从内部败坏的征兆。
心灰意冷的警察
中国的街头警察不快活。（注7）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巡逻警察和办案警员都抱怨工资低、工作时间长以及身为最底层警察的生活，依人均计算，中国是世界上警察规模较小的国家之一。他们的抱怨往往可以追溯到愿望未能实现以及职业道路没有回报。年轻警察入职时时常梦想成为英勇的执法者：行走街头时令人肃然寂静，身着漂亮制服，假如幸运的话，甚至可能有机会开枪（在中国，普通警察大多只携带警棍）。一旦新警察遭遇工作中不是那么令人兴奋的现实，这些梦想往往灰飞烟灭。他们的工作可能意味着，某一天枯坐在停下来的巡逻车中度过心烦意乱的一个又一个小时；另一天则有太多事情要做，报警电话没完没了地打入，每个电话（不论事情多么琐屑）都要求有做出回应，不论是去找回某位本地居民忘掉的电脑密码，还是要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深一脚浅一脚，四处寻找某个人丢失的一头母牛。
随着警官们步入职业生涯的中期，不满会变成工作中的失控。很多三四十岁的警察不再怀抱憧憬，因为他们曾经期待，他们会拥有更多与他们的管理职责相匹配的权威；令他们心灰意冷的是，政治任命阻断了变革，而这些变革可能改善警官们的生活，并让派出所运转更好。当这些警官步入五十岁，他们的抱怨往往指向了对警察队伍进行职业化改革的计划。资深警察争取跟上新的实践，比如在巡逻时使用电脑；或者，就算能够适应，他们也会心生恼怒，因为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年龄太大，已经无法学会新的技能。
街头环境也越来越令人难堪。更年长的警察记得他们辉煌的过去，当年他们巡逻时腰杆直挺，在自己管辖的街区拥有真正的权威。很多警察喜欢说：“八十年代，一个警察只要进到一家饭馆，喊一声‘别动’，就可以抓住十个坏小子。今天，抓一个罪犯需要我们十个警察。”更年轻的警察抱怨，他们身上的权威远远少于他们期待拥有的。一位河北省的办案警员表示：“我可以命令街头某个人停下，但他们不在乎，只管开始和我争论。”对警察的尊重正在减弱，这样的感受令很多警官觉得，他们就像是忙乱指挥而所指不明的交警在挥舞手臂，同时行人、摩托车和汽车在街上随心所欲地急行。考虑到几乎没有警官被允许携带武器，而且最近的改革限制了讯问方法，警察通常担心他们缺乏权威，人们对他们毫无敬畏甚至尊重。
牢骚满腹的警察发现，他们很难关心他们的工作了。多数警察不考虑如何将工作做得更好，而且严重缺乏训练，对提升工作效率或改进公共秩序无动于衷。他们完成了逮捕指标，但很少追踪复杂案件。逃避职责和在午间饮酒是常见的事情，因而腐败和收受“礼物”也是。
公安部采取了多种方式，试图缓和其差不多两百万警察队伍中的不满情绪。它嘉奖英模警察，启动健身计划以提升男女警员的体能和士气；设立热线和提供咨询，着手舒缓警察在工作场所承受的压力和其他心理问题。但只要警官的工作受到时间、资金和人员配备方面的约束，只要公安部继续在信息通报方面加码，同时期待警察更关注程序和法律，心灰意冷的警察就可能依旧心灰意冷。
倾听警官们的故事并了解到他们士气低下，提出了有关警察作为一个“安全国家”（注8）有效工具的形象问题。他们维持法律和秩序，有效履行“维稳”工作，随时准备镇压各处的抗议者。（注9）他们的讲述显示出强制力可以怎样在到达街头之前就已耗尽，也揭示出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断裂层恰恰在合法权威遭遇不合法行为的那一点上。
被无视的退伍军人
2011年11月28日上午，在位于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七星路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信访局，1200名军转干部上访。图片取自网络。
很多退伍军人愤愤不平、怨气冲天。（注10）他们的不满要追溯至1985到2012年间，人民解放军在那期间从410万人缩编至的240万人，当时决策者和高级将领的选择是建设一只更加现代化、拥有高科技的军队，这支军队规模更少但掌握更致命、更复杂的武器。一些“军转干部”被重新分配到了政府机构、档案管理部门和研究机构，境况优渥。但数十万不走运的退伍军人在一些工厂中谋得中层管理岗位，他们在这些岗位上往往发现自己成了企业领导的应声虫，那些领导对他们少有尊重，并在设定工资时拒绝考虑他们的等级和资历。随后，1990年代和2000年代，很多工厂进行了私有化和现代化改造，或者破产。三千万雇员失去工作。这一轮企业减员对复员军人的打击尤其严重：下岗之后他们往往也失去了曾经在住房和医保方面赋予他们一些特殊待遇的干部身份，更不要说更多的养老金了。
第一次是从军队，第二次是从企业，如此两度遭到裁员的经历引发了很多不满。除了抱怨太少的津贴，退役后的军人还觉得没有人感激他们。他们抱怨缺少来自社会的尊重，社会上几乎无人在乎他们的英勇和奉献；当局在建军节和党的生日那天会热情洋溢地赞扬退伍军人，但当工厂和地方政府未能公平对待他们时却不闻不问。数十年来，退伍军人听到的宣传是，人民解放军对结束他们国家“一个世纪的耻辱”做出了贡献。他们期待获得尊重和呵护，或者，至少他们的要求不被无视。他们认为自己理当比那些经理获得更好的待遇，那些人也有奉献，帮助建设了国家，但不能说他们为中国扛过枪或者流过血。
军转干部一再正确指出，他们已被贬低到绝不比普通下岗工人好的地位。包括一群云南省的退休军人在内，一些人认为自己是“改革的受害者”，“被当成了乞丐”。他们先前的战友想方设法，避免了退伍之后沦为工人，他们妒忌这些战友，觉得自己遭到了无视和冷落，在一个有太多其他人已大踏步向前的时代被抛弃了。他们往往认为，手握大权的腐败干部要为他们的状况负责，并谴责他们侵吞了指定用于支付养老金和医疗津贴的资金。他们抗议不公正的待遇和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抗议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奉献党和国家一生之后，现在这成了他们的命数。
这些不满引发了请愿和抗议。2009年1月，超过一千名军转干部冲入陕西省政府大楼，要求与省长讨论他们遭遇的“工资待遇不公”问题。2010年，一个宣称代表浙江省两万名退伍军人的组织张贴了一份公开信，其中指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年）以来入伍的所有军人当中，四分之一人士的权益遭到剥夺。2011年，中国共产党发现，在一封讽刺性的“献词”中，党自己被称作“专横跋扈”、“权贵阶级”。这封祝贺信由云南23000名军转干部为纪念党的九十岁生日而撰写。2012年1月，深圳市（靠近香港）的600名退伍军人走上街头，高喊：“打倒贪官！执行国家退伍军人政策！捍卫权利保稳定！”2013年12月，数十位退伍军人聚集在联合国驻北京代表处，与他们会合的另一些人嘲笑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政府分别设立的信访部门为“三骗死胡同”。（除云南退伍军人事件之外，本段其他事件中的公开信和口号内容无法还原。——译注）
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行动在2012年到来，当年有162000名军转干部以模拟诉讼的方式批评劳动部长，同时要求恢复他们的干部身份和津贴。同所有退伍军人行动事件一样，这次诉讼试图羞辱当局，说服其善待退伍军人。事件还凸显尊严问题，这些退伍军人的愤怒在于，当局对他们合法请愿的答复，是将他们说成勾结国外敌对势力的非法组织。他们的抗议通常会遭到镇压，诉求无人理睬。这令很多退伍军人认为自己遭到了排斥和无视。多数退伍军人是老党员，但他们与国家之间的纽带或许正在褪色。他们缴党费，但只偶尔过组织生活；不同于那些每天接受训诫和监控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和现役军事人员的是，他们对政权的忠诚无法假设。他们是体制内人士，但开始觉得自己像是局外人，或者正如一群具备历史眼光的退伍军人所说，他们就像失宠的皇宫太监被放逐到了冷宫。（据题为“全国162183名军队转业干部状告人事部起诉状”的网贴，本案被起诉人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起诉时间是2011年。——译注）
遭恐吓的劝退者
2004年5月26日，正在拆迁中的湖南郴州市嘉禾县珠泉路居民区。新华社记者 龙弘涛 摄
为减少遭遇不同意见时动用暴力的情形，当局转向运用心理高压和它能控制到的人士。特别是，地方当局眼下要求公务员、教师、医务工作者和国企雇员展开“思想工作”，以“劝退”他们那些挑战当局的家人。这些人可能参与了公众抗议，或是在被要求搬出他们的房屋、为某一建设工程让路时拒绝服从。在遭受胁迫，诉诸“亲属压力”（注11）的那些人当中，这一做法几乎总是造成严重的不满。被迫说服一位亲戚放弃“不明智”的做法，可以将一个人的事业和家庭生活暴露在强烈而苦痛的交叉压力之下。
在他们肩负的国家职责和避免疏远挚爱亲人的愿望之间，多数“思想工作者”感受到的是撕裂。事业上的威胁几乎总是诱使这些“劝退者”全心投入到劝退亲属的工作中。对未能成功劝退亲属的人，处罚措施包括警告、停发工资、解雇，甚至是起诉。对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讲，“组织处理”和开除出党都是有可能的。因为说服一名亲属放弃对抗往往牵涉大量攀谈和不断的催促，思想工作者有时可能数周甚至数月不在正常工作岗位。
思想工作者夹在他们的亲人和国家之间左右为难。当选的村干部可能发现他们自己因维护上级利益而遭到指责、排斥，并被称作叛徒。不那么尽心尽职而且不懂循循善诱的教师往往遭其领导指责为“丧失师德”、对组织培养缺乏感恩之心、行动自私自利而不是为公共利益着想。对不情愿的政府工作人员，提醒可能是：“群众正在看着呢”，他们必须展示“更高的觉悟”并为其他后来者做出榜样。
未能劝退自己的亲属或者对劝说亲属缺乏热心，可能给工作带来相当多的后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劝退惹事者的责任直接上达单位高层，而假如某个政府部门，某家工厂、医院或者学校的员工之一未能劝说其某位亲属腾出住房或者停止抗议，该单位的领导就会遭到纪律处分。集体惩罚也是普遍的。在开封市，对未能做好员工思想工作的医院，一次予以5000元（800美元）罚款。在山东省，假如有教师不去劝说其家人为某个大型再开发项目腾出按计划需要拆除的住房，一些小学或者中学必须每天支付3000元。2008年，湖南省一所小学的全体职员遭遇的威胁是失去年终奖。一位教师的母亲拒绝交出住房，校长告诉这位教师：“不要因为你一个人而让我们所有人遭殃。假如你连累我们所有人，这一学年末你的考评就是不合格。”
除去对个人工作的影响，劝说亲属不再追究某宗冤案难免破坏家庭关系。恫吓拆散了一些家庭，刺激一些夫妻走上离婚之路，或者父子之间以断绝关系作为互相保护的策略。在湖南一座城市，一位官员认为：“将家属牵扯进来，让嘉禾成了一个可怕的地方：父子关系紧张，夫妻反目，兄弟姐妹之间成了敌人。”情感敲诈对任何家庭来讲都有代价，特别令更年轻的劝退者感到不快，他们不想被父母奚落，或因要求他们不再申诉而被视为不孝。
面对来自上级的压力和可能的处罚，很多年轻劝退者做出了让步，接受了委派给他们的思想工作。他们时常表示，他们觉得无力抗拒，“看不到出路”。安徽省的一位干部解释了他为什么屈服：“你猜不到他们会动用什么组织措施，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有发言权。唯一能做的是：服从！服从！”甚至那些反击或有办法避免服从的人，最终也憎怒地放弃了。
依靠亲属关系来平息反对意见，令很多年轻的劝退者怨气冲天，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2011年，内蒙古的一些干部称他们的县政府“专横”，当时他们被告知有十天时间劝说自己的亲属放弃他们的房屋，否则将在十五天内遭到解职。尚未被要求劝说自己亲属的那些政府雇员明白他们肯定会成为下一批，这样的局面在一些地方造成了“广泛的恐慌”。对多数人来讲，受命做自己亲属的思想工作是一次令人厌恶的经历。短期而言，镇压手段的社会化拓展了国家的影响范围，令当局免于动用警力和地方恶势力。但代价是有的。全中国的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和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和员工都感到众叛亲离，成了“软暴力”和“权力不公”的牺牲品。
脆弱的威权主义
牢骚满腹的警察、怨气冲天的退伍军人和苦不堪言的思想工作者没有直接威胁到党的统治。警察与遍布城乡的低级官员一样抱怨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所处的等级体系几乎没有给他们伸张不满的机会。退伍军人知道如何组织动员并使用武器，但很多人年龄太大，并且他们的抗议很快就被平息了。被迫阻止自己的亲属继续抗议的政府雇员承认，他们感到愤怒和无助，但假如想保住工作，他们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尽管如此，当体制内人士，特别是那些目前介入或曾经参与安全工作中的人士也认为自己遭到了粗暴对待或成了受害者，所有事情就都不好了。这些人原本应对国家目标尽心尽职，充当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但他们的不满显示，他们没有成为共产党政权的中流砥柱，反而可能正在变成这个政权的弱点。
退伍军人已不再服役，只可能去抗议或要求改善自己的待遇。但其他两类人群依旧身处权力最前沿，他们对当局的忠诚是至关重要的。
这并不意味着心灰意冷的警察将违抗命令，或者那些受到恐吓的思想工作者会习惯性地挑战上级，尽管有人已经逃离现场并拒绝参与劝退自己的亲属。更常见的是，不满的体制内人士往往只是 “走个过场”。他们会到场镇压某次抗议，然后偷偷溜走，到附近的公园里抽烟，或者忽略自己的管区，代之以在他们的巡逻车里打盹。将此类磨洋工之举等同于背叛当局，或者如一位出离愤怒的拆迁工作协调人所说，是“与体制决裂”，这样的看法走得太远。但愿景破灭、忠诚动摇确实对政治体制的内部凝聚力和基层干部的士气提出了疑问。
假如那些工作是在国家权力遭遇社会时居间调解的人士认为自己未受尊重，未获善待，他们可能逐步认同那些他们负责控制的人士，一如认同他们所服务的政权。三类人群的每一类中至少都有人将自己等同于真正遭践踏的“弱势群体”（注12）的一员，这显示一些体制内人士的忠诚或许早已形形色色。
如此真切的不满提醒我们，研究威权政体的韧性或是衰落不只应当考虑上层或底层对国家政权的挑战，还应探究国家政权等级体系内部的紧张。中国体制内不满人士的心灰意冷与精英分裂、政变或经济衰退造成的危机几乎无关，也未能给出太多有关大规模民变爆发的可能性或是企业家、知识分子、少数族群、工人或者农民支持（或不支持）共产党政权的线索。
本研究聚焦于以上所剖析的几类人群，这令我们将注意力偏离政治对手和回应民众意见之类事项，而指向一个政权的内部忠诚及其“人民”如何讨生活这样的主题。那些不满的体制内人士一般被认为忠于现政权、偏保守，但如今他们感受到的是粗暴的对待甚至是侮辱。本文述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不满引发了诸多疑问，涉及当局与他们的疏远、国家能力，以及当这个政权的长期支持者开始认为他们成了党的统治的受害者而非获益者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愿景破灭、声响嘹亮的背书付诸阙如，意味着这个政权正在疏远其天生的支持者吗？当党的一些最可靠的吹鼓手不再吹鼓之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作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本文原刊于美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2017年第3期，原题：“China’s Disaffected Insiders”。听桥译。]
原文下载地址：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9xb397sc
注释：
1. Yongshun Cai,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China: Why Popular Protests Succeed or Fai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 Greg Distelhorst and Yue Hou, “Ingroup Bias in Official Behavior: A National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9, no. 2 (2014): 203–30; Jidong Chen, Jennifer Pan, and Yiqing Xu, “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ponsiveness: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0 (April 2016): 383–400.
3. Melanie Manion, Information for Autocrats: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Local Congress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Rory Truex, Making Autocracy Work: Representation and Responsiveness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4. On systems with “strong thumbs, no fingers,” see Charles E.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This image refers to the ability of centralized, non market polities to do homogenous, repetitive activities well, but not to discriminate or adapt. On information gained from protest, see Peter L. Lorentzen, “Regularized Rioting: Permitting Public Protest 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8, no. 2 (2013): 127–58.
5. Andrew J. Nathan, “China Since Tiananmen: Authoritarian Imperman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20 (July 2009): 37–40; and Minxin Pei,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Washington Quarterly 39 (Fall 2016): 131–42.
6. David Shambaugh, “Contemplating China’s Future,” Washington Quarterly 39 (Fall 2016): 121–30.
7. For more on street-level police in China, see Suzanne E. Scoggins and Kevin J. O’Brien, “China’s Unhappy Police,” Asian Survey 56 (March–April 2016): 225–42; also Suzanne E. Scoggins, “Policing China: Struggles of Capacity, Order, and Organizatio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6).
8. For this term, see Yuhua Wang and Carl Minzner,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Security State,” China Quarterly 222 (June 2015): 339–59.
9. Note that this discussion focuses on ordinary cops (in China called the People’s Police) and not SWAT teams, counter terrorist commandos, or other specialized security personnel such as those of the paramilitary People’s Armed Police.
10. For more on the plight of veterans and their efforts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see Kevin J. O’Brien and Neil J. Diamant, “Contentious Veterans: China’s Retired Officers Speak Out,”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41 (July 2015): 563–81; Neil J. Diamant and Kevin J. O’Brien, “Veterans’ Political Activism in China,” Modern China 41 (May 2015): 278–312.
11. For more on relational repression and the cross-pressures that it breeds, see Kevin J. O’Brien and Yanhua Deng, “The Reach of the State: Work Units, Family Ties and ‘Harmonious Demolition,’” China Journal 74 (July 2015): 1–17; Yanhua Deng and Kevin J. O’Brien, “Relational Repression in China: Using Social Ties to Demobilize Protesters,” China Quarterly 215 (September 2013): 533–52; Kevin J. O’Brien and Yanhua Deng,“Preventing Protest One Person at a Time: Psychological Coercion and Relational Repression in China,” China Review 17 (June 2017): 179–202.
12. This term usually refers to disadvantaged populations, such as the poor, migrant
workers, and peasants, as well as children and the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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