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状况（之三）
【译者按】
本文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生于1953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伊利亚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国内政治、中国外交、中国军事与安全及亚洲国际关系，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学者。
沈大伟著述宏丰，目前已发表著作三十余部，论文三百余篇。近期著作包括：China's Future (Polity Press, 2016)；The China Reader: Rising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Tangled Tit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owman & Littlefield, 2012)。
本文是作者2016年3月出版的著作China's Future的第四章（原题：“China’ s Polity”）的第二小节。本章一共两个小节，分别叙述中国近期的政治演变和未来政治演变的四种可能。其中第一小节又分为五个部分，分别论及1985至2015年间中国政治风向演变的五个主要阶段，即：1985至1989年的开明新权威主义、1989至1992年的新极权主义、1993至1997年的硬威权主义、1998至2008年的软威权主义、2009至2015年的硬威权主义。
全书共五章，分别涉及中国未来的可能发展道路，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政治状况，以及对外关系。考虑到过去一两年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一定变化，原定继续翻译的该书第五章不拟再进行。
感谢阅读！
中国政治的未来演变
考虑到这一背景和目前的情势，当下的中国政治会走向何方？人们可以期待什么，中国政体的未来又存在什么样的可能变数？
如我们在有关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见，在政治方面，中国领导人大致有两个基本选项。他们或是可以继续维持2009年以来奉行的硬威权主义的控制和高压政策——在这种情形下，前两章中描述过的经济、社会问题和瓶颈将继续溃败和恶化；或是可以回归1998至2008年间奉行的软威权主义的政治改革政策——这可能涉及政治体制的明确松绑和自由化，同时在应对许多（但不是所有）经济和社会挑战的过程中推动进步。
还存在其他两种可能，它们在程度上较以上提到的两种都更甚一筹。第一种可能是更大程度的高压，并试图重建一个显著强化对市民生活各个层面控制的极权主义国家。可以想象的是，相较于目前的情势，事情可能变得更加糟糕——糟糕许多。
或者，可以想见的是，共产党政权可能走向相反的方向，即大大超越1998至2008年的受控政治改革，主要是形成一种与新加坡类似的半民主政体，其中存在多党竞争，但由唯一的政党维持主导地位。这一模式中存在许多其他成分（详下），但只有凭借这种激进的改革和重建，中国才能实现其全部创造性潜质，成为一个富于创新精神的社会和活力四射的国度。
这样，如前面数章所述，我设想了中国政治制度未来演变的四条可能路径（注38）：硬威权主义、新极权主义、软威权主义和半民主。第一条是目前的情势，第二条或是重大退步，第三条先前有过尝试并可能被再度采用；对中国来讲，第四条或将成为大胆的进步之举。我们来依次思考这些可能。
维持现状：硬威权主义
当局可以继续推行目前的硬威权主义高压政策，这无疑是可以想见的。一些政策推行了七年，这已是一段漫长的时光，并且，习近平和党国并未显示转变路线的迹象。恰恰相反，他们正在“加倍下注”并在全国范围内升级控制和高压手段。
但我大致认为，目前（2009年之后）这种控制强化、高压升级的情势只会加剧，并令社会内部和党国与社会之间本已极其严重的紧张态势更加严峻。在我看来，这样的硬权威主义，其作用只是加速党的既有衰萎和败落。控制的强化反映出一种对待权力的零和态度和一个高度不安的政权，这个政权缺乏内在的自信并且不相信自己的人民。高压反映的是弱点，而非力量。
审视党的弱点时，经由比较的视角——事实上是经由两套视角——来评价也是有所裨益的。
首先是比较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威权主义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一个威权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转型，但同时并未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这样的情形不曾有过一例。未能实现跨越的那些国家，多数依旧是威权政体。所以，如第二章中讨论过的J形曲线所象征的那样，在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之间存在相当明确的关联。持续推行硬权威主义政策无法形成推进三中全会经济改革蓝图所需要的条件，从而会造成持续的经济停滞，并令中国无限期地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政策还将令当局所面对的诸多社会问题更加尖锐。（本段“中国共产党”原文如此，或为“中国”更合适。——译注）
其次是比较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列宁主义政党。列宁主义党国具备一套与其他威权主义体制判然有别的鲜明特征。大体而言，它们更加制度化、组织化，它们的列宁主义政党渗透到并把持了政府、军队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列宁主义体制就像是庞大的机器，有巨量复杂精妙的齿轮保持它们的运转：而其他一些威权主义政权则是家长制的、个人至上的，有唯一一位独裁者，党国机构的制度化水平低下，为维持体制的掌权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军方对领袖的效忠。
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政治学者已对列宁主义体制进行过细致周密的研究，这个体制也历经了可辨识和可预期的多个发展阶段，即一种政治上的生命周期：革命和攫取权力→权力巩固和极权主义控制就位→科层化和动员→硬威权主义和科层制的衰萎→软威权主义、顺势而为和多元主义。（注39）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遵循了这一进程，于1998至2008年间过渡到这一政治发展的最后阶段。苏联试图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度过这一阶段，但前一阶段的衰萎行进得太过充分，乃至于体制无力吸纳改革，并因而崩溃。东欧的共产主义党国也是如此。但中国沿着顺势而为之路一路进行（除了在后天安门时期的1989至1998年间有过收缩），直至2009年叫停多元主义的顺势而为和受控的政治开放，回归硬威权主义，并由党国重申诸多控制措施。一个列宁主义党国顺势而为，得以成功维持更长一段时间，这样的例子没有一件。它们都已经倾覆，唯一的例外是国民党治下的台湾（尽管并非共产党当权）：1986年，总统蒋经国开启了这段旷日持久的历程，令台湾成功实现从一个厉行改革、顺势而为的列宁主义党国到一个完备民主制度的转型。换句话说，软威权主义的列宁主义政权和平转型为一个民主制度，是有先例的，而且这个先例属于中国人。直到2009年，中国正遵循这一顺势而为的开放路线，辅之以自高层起步的受控政治开放，尽管无意向民主制度转型。中国共产党领导层1998至2008年的作为是一场冒险，也是一场未来他们可能回归的冒险。但在2009年，他们确定那是一场不值得进行的冒险。这才有向高压硬权威主义的收缩。
高压、控制和科层化的升级加码，伴随这一转向的是其他两个意义深远的迹象，昭示着列宁主义政权的衰萎。首先是对当局的宣传阳奉阴违，这一点一清二楚。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宣传攻势日复一日、口号复口号，但干部和民众一样，假装俯首听命，明显在走过场。在中国访问时，人们很快就意识到，甚至是党的忠诚分子也只是在走过场。要错过在过去数年间已渗透到中国人整体中的假话表演是很难的。中国政治总是呈现出一种剧场演出般的虚假，官员的夸夸其谈和诸多事件在这个剧场里上演。党员、官员和民众都知道他们应当遵从这些仪式，办法是参与到这些场合当中，重复念叨先前的官方宣传。中国人称这种举动为表态，即“表明一个人的立场”。党员和民众只是在走过场，在他们的同事面前逐字逐句重复最新的口号（假如他们能记得的话）。在中国，这种装腔作势和假装俯首听命的举动近年来愈发明显：当局的宣传已经失去力量，皇帝没有穿衣服。再也没有人相信领导人的命令；他们只是鹦鹉学舌。这种在苏联和东欧发生过的情况也在中国发生，其核心意味在于，共产党政权甚至在其自己的党员中也丧失了规范性支持。
有关这个政权正在从内部溃烂（加上广泛的腐败）的第二个意味深长的迹象是，越来越多的经济精英开始离开这个国家，很多时候离开者还是党员（考虑到商业裙带主义关系）。（注40）。中国的经济精英已经有一只脚放在了门外，假如这个体制真的开始崩塌，他们已经做好大规模逃离的准备。2014年，研究中国富人的上海胡润研究院发现，其所调查的393位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即“高净值人群”中，有64%的受访者或是正在移民，或是计划移民。（注41）富裕的中国人正将他们的孩子送往境外学习，人数是创记录的（这本身是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控诉）。他们以创纪录的级别和价格购买地产，并在隐蔽良好的避税地和壳公司中安置他们的海外金融资产。同时，北京正想方设法将大量生活在海外、有犯罪嫌疑的金融逃犯引渡回国。一个国家的精英这样大量逃离，其中很多是党员，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征兆，意味着他们对这个政权和这个国家的未来缺乏信心。（据《2014汇加顾问•胡润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本段所称百万富翁系指个人资产在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士，亿万富翁是指个人资产在一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人士。——译注。）
着眼于未来，要警惕困扰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晚期癌症正在扩散的其他迹象：唯唯诺诺的安全官员未能执行高压政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监控者审查不力；官员叛逃海外；军方和国内安全部门分裂；精英的派系纷争；知识分子的反弹；临时起意的抗议活动；其他异见人士的活动。
正是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判定，中国的列宁主义体制再度处于衰萎和无可阻挡的败落状态。中国先前的王朝走向衰败之时，这些元素中的很多也一样显而易见。简而言之，硬威权主义会造成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败落。习近平及其同志或许认为，这对中国和他们继续掌权而言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我认为那是一个根本性的误判。
新极权主义复兴
当局可能进一步强化其对社会的镇压和控制，并试图恢复和重建中国过去那种极权主义的国家统治，这也是可以想见的。那个时代相当多的镇压机构和工具会继续发挥作用，巨大的“维稳”预算和新的监控技术为这个政权提供了新的极权机会。这样的左倾倒退可能由一场社会、政治或者经济危机（类似1989年那种）催生；可能是持有特别强硬立场的领导人以及坚定维护他们权威的高压机构造就；或者两者兼具。
有关这样的演进，可供参照的时期大致是1989年至1992年间。这大致涉及如下一些要点：国家对所有重要媒体和社交媒体实施严厉控制；广泛拘押和逮捕知识分子、学生、律师、作家和活动人士；在西藏和新疆（可能还包括其他地方）宣布实施军事管制；取缔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部署准军事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中国所有城市加强警察巡逻；严控中国公民的境外和国内旅游；限制对外国人发放签证，严密监控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往；在文化和教育领域掀起仇外运动；实施其他高压措施。这样的国内高压还可能伴随对外侵略行径。
尽管施行这些举措困难重重，这种演进却并非全然不可能——特别是当大规模变乱或大面积社会动荡发生之时。这样的动荡会给当局进一步镇压提供极其适当的借口。领导层中确实存在强硬的个人，也有部分中国“高压机构”会乐于倒行逆施，推动甚至更严厉的高压手段。问题在于：社会承受得了吗？中国已有七亿民众连入互联网并使用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一旦他们的网络通信被切断和关闭，他们承受得了吗？今天，数百万中国人拥有护照，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只可能一走了之吗？民众会否蜕变到彼此互相监视或容忍他们中的秘密警察的地步？新的极权到来之时，这些问题的答案才会揭晓，但1989年的中国不会再重现。
从“收”到“放”
或者，当局可能朝相反的方向施为：变得更加开放、宽容和开明。上文描述的那种一再出现的“收放循环”可能再度转向。要实现这一点，共产党及其领导层必须放弃他们看待政治权力的零和方式，并且意识到，更多开明和开放的政策会远为有效地应对他们遭遇的系统性经济和社会挑战，同时事实上延长共产党的统治和他们的权力。一种看待政治权力的更加正和的方式并不必然要求结束一党（中国共产党）统治或者降临一个完备的民主制度。当然，一个完备的民主制度——多党制加权力分立、直接选举、普选、受保障的公民权利、自由的媒体、全面开放的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充分的市场经济，以及其他与真正的民主有关的特征——对中国全面实现其伟大而言或许是最理想不过的。但为在中国社会释放将推动新一波创新发展的充分的创造性力量，一个完备的民主制度并非必须。在我看来，这可以通过两类体制中的任何一个来实现。
回归软威权主义
首先可以是回归软威权主义（自高层启动的受控政治改革）政策，中国共产党在1998至2008年间推行过那些政策。这不会是新的政策，而是回归曾庆红在那十年间谋划的一套旧政策。软威权主义已有强大的先例。而且，中国共产党有一些重要文件为这一政策导向背书：准确地说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这两份文件在党的最高层级获得了批准，即令它们随后就遭到搁置，仍是用来推行作为替代路径的软威权主义统治的系统和而实用的蓝图。
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见，中国政治曾经在高压和改革之间摇摆不定。每逢实施高压政策的人士重新掌权，他们就改造并重申他过去曾经动用过的高压手段。类似的情形是，每逢政治改革派重新掌权，他们就打开文件柜，吹掉先前用过的改革计划书上的尘埃，并暗自思量：“刚才我们谈到哪里了（在最近一次高压停滞之前）？”在整个中国共产党体制内部和知识分子人群当中，政治改革派和立场开明的党员为数甚多。我认识他们，并与他们有过会晤和交流。他们对中国当下的行进方向和中国共产党一点都不满意，但自2009年之后，他们一直都在撒谎。他们没有选择。但他们从以往的事态中获得的经验是，他们的时代会再度到来。
一个例子是俞可平，他同时担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和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之职。俞可平还担任过高层的非正式顾问。2006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这是他很多持有进步立场的文章之一。（注42）（俞可平于2015年10月获批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调至北京大学，担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担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成立于2008年4月，主任为徐湘林，俞可平似未担任过该中心主任职务。——译注）
假如领导层内部再度出现共识，认为放松政治控制值得尝试，改革派可能再度回到文件柜前，重温由他们的前任批准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并且，关于政治宽松和自高层实施受控改革（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就是如此），他们大致有现成蓝图。假如体制顶层的领导人多数立场开明（目前还不是），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要求中国共产党精英的构成发生相当大规模的转变。这种情形可能在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上发生。届时，目前七位政治局常委中的四位以及二十五位政治局委员中的十三位将按规定退休（因有任职年龄上的要求）。这可能为政治改革派回归权力开启大门。留任的十二位政治局委员中，九人有过政治改革方面的履历：最值得关注的是李克强、王沪宁、李源潮、汪洋、刘奇葆、孙政才和胡春华。这是一个位居党内权力巅峰的潜在强大联盟。即令习近平不同意再度启动政治改革，这个联盟也可能因其足够强大而促成政治改革。假如习近平试图阻止，僵局和摊牌极有可能发生：习近平要么行动起来，拿出初步改革方案，要么极可能遭到罢黜。
如此回归政治上更加开明的议程，或将大大有助于处理诸多棘手难题，这些难题限制了中国极迫切需要推行的大胆经济和社会改革举措，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体现出其中一部分。但政治上的松绑之举，即便令人欣慰，却不大会是万验灵药。首先，到2017年，改革已停滞八年，在这段时间里，改革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变得尖锐了许多。再者，如同在1998至2008年间一样，无人能确保自高层起步的受控政治开放可以实现而不会失控（这恰恰是保守派人士所忧心的）。
但假如中国共产党没有转向软威权主义，这个政权将越来越深地陷入停滞当中，并将在一段时间之内败落。包括我在内的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残局阶段已经开始（除非回归软威权主义的政治改革）。在这种情形下，党的权威和控制工具渐趋衰萎；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并非迫在眉睫的内爆。很多读者误解了我就这一问题在《华尔街日报》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注43）我并未预言崩溃迫在眉睫，而是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败落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一些独裁政权是被高层的政变或派系内斗推翻，一些独裁政权是因下层发生内战或者社会革命而被推翻，此外，间或有执政的威权主义领袖或精英自高层发动精心策划的民主开放（如台湾所发生的那样）。（注44）但很多威权主义政权只是如同患了进行性癌症的人一般，从内部溃败和衰萎。当这种情形出现，比如在当下的中国，观察人士应当留意该政权的控制工具和那些必须实施控制的人士。民众和党员一样，遵从党的命令时已经言不由衷。但当局的宣传代理人和其国内安全机构在执行党的命令时或许会变得松懈。它们甚至会开始同情异见人士，就像像获得奥斯卡奖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中的东德国家安全局特工那样，该特工慢慢同情起了他的窃听对象。这不是抽象的好莱坞想象：这样的列宁主义政权常常是从内部开始溃败的，并因其自身的重负和僵化的低效而崩溃。高压手段就像癌症病人经受的化学疗法，可以见效一段时间，但无法永远管用。
半民主的突破
存在第四种可能，这种可能要求政治体制真正开放，以容纳目前正在香港、特别是新加坡运行的半民主制度的许多元素和特点。在这种可能的演进下，一个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体制依旧掌权，但在这个体制中，权力是授予的，并与其他较小的党派分享；公民社会（在诸多限制之内）存在；竞争性的多党制发挥作用，定期举行选举；完全自治的立法和司法机构与专业的公务员队伍并存；运营相对开放的媒体。基本的公民权利和人权受到尊重，公民在宪法框架之内享有相当多受到保护的自由。这并非我们熟知的西方那种民主（这种民主事实上运行更为高效）。在这种模式之下，中国共产党恰如同新加坡的人民共党，作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执政党来掌权。近年来，人民行动党的地位受到挑战，并在2011年的选举中蒙受最糟糕的结果（仅收获60%的大众选票），但在2015年选举中，人民行动党势头回升，赢得大众选票的70%和议会89个议席中的83个。甚至是新加坡，也已祛除其过往威权体制中更加严酷的面相。
对中国而言，沿着半民主道路前行仍要求对其目前的政治体制施以大刀阔斧而且是直接了当的改造，这方面中国很可能无力胜任。这要求根本转变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的运作方式，要求赋予所有公民以投票权，要求在各竞争性党派之间举行选举（中国已有八个所谓“民主党派”，可以允许它们彼此竞争且与中国共产党竞争），要求令司法系统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独立于共产党的政府分支机构，要求推动决策透明多样化举措。这意味着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不得存在于政府机构或企业当中。这要求文职部门的人员不再由共产党任命，要求各个层级的政府官员公开申报财产，要求政府官员和预算要接受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评议，要求有自由和开放的媒体。最低限度，沿着半民主道路前行要求具备一个民主制度的这些元素，即令中国共产党是处在主导（霸权）地位的政党。诸多约束性举措限制了中国共产党完全垄断权力，那么它乐意推动这些转变，并令其自身受制于这样的举措吗？
考虑到这几条中国政治的可能演变路径，我大致估计，硬威权主义的压倒性优势将继续维持到2017年的十九大。之后，考虑到上文描述过的人事调整幅度，尽管软威权主义不可能主导局面，回归软威权主义的几率仍将增加。假如软威权主义未能主导局面，那么长期停滞将继续维持，改革将继续停滞，中国共产党将逐渐丧失对权力的掌控。（第四章完）
（作者是乔治•华盛顿大学伊利亚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听桥 译）
注释：
38. For a broader set of alternatives, see David Shambaug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August 2012), pp. 8–22; You Wei (pseud.), “The End of Reform in China: Authoritarian Adaptation Hits the Wall,” Foreign Affairs (May/ June 2015); Cheng Li, “The End of the CCP’s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A Tripartite Assessment of Shifting Power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2012), pp. 595–623.
39. For a fuller description see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op cit., chapter 2; Kenneth Jowitt, New World Disorder: The Leninist Extin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9);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Clement H. Moore (ed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Richard Lowenthal, “The Ruling Party in a Mature Society,” in Mark G. Field (e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Modernization in Communist Societ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Steven Saxonberg, The Fal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nd of Communism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Edwin A. Winckler (ed.),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in China: Institution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es (Boulder: Lynne Reinner, 1999); Andrew G. Walder (ed.),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yorgy Bence, “Anticipations of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Theory & Society 23 (1994); Andrew G. Walder,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 Society, ibid.
40. This paragraph is drawn from my article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6, 2015.
41. See http://up.hurun.net/Humaz/201406/20140606132402353.pdf.
42. Translations of this and other essays by Yu can be found in Yu Keping, 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 Essays on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9).
43. See Shambaugh,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op. cit.
44. See Andrea Kendall-Taylor and Erica Frantz, “How Autocracies Fall,”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14), pp. 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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