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丨中国的“坏皇帝”回来了吗？
中国的“坏皇帝”回来了吗？
图：Getty/CC/WorldPost illustration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迥异于几乎所有其他专制政权，部分原因在于，执政的共产党遵从了职位继承方面的规则。任期限制发生效力，高层领导每隔十年定期轮换，这已经发生三次；党栽培新领导接替即将离任的领导，这样的干部培养体制令其得以避免埃及、津巴布韦、利比亚或者安哥拉之类国家出现的停滞局面，在这样一些国家，最高领导人掌权已有数十年。
但如今，所有这一切都戛然而止，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宣布，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将被取消。这意味着他可能在余生一直统治中国，从而一举将一种制度化的独裁统治转变为个人化的独裁统治。此举建立在他一直悉心呵护的大规模个人崇拜的基础之上，同时，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他的领袖地位已可比肩毛泽东。
以明确的规则限制任何个人的权力，这对任何政治体制的成功而言都是至关紧要的，不论这个体制是不是民主的，因为没有哪一位个人可以保持足够的睿智或者仁慈，以实现无限期统治。因之，权力继承成为所有专制政权的弱点所在：最高领导人亡故时，缺乏规则必然导致破坏性的权力争斗。
相较于当代俄罗斯，中国所拥有的巨大优势恰恰在于那些规则：假定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明天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随着强大的精英队伍你争我夺，俄罗斯可能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令该国陷入不确定状态。但即令缺少继任者，领导层的定期更替也意味着新的想法和新的世代可以恢复政策的活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先前的领导人承担责任。
中国自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经历的痛楚酿就了刚被抛至窗外的那些规则。数个世纪以来，人们将中国传统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弱点称为“坏皇帝”问题。专制制度缺乏制衡措施，如独立的法庭、自由的媒体或民选立法机关，碰到一个好皇帝时，这样的制度能够成就诸多神奇功业：想想看新加坡成长早期的前总理李光耀吧。中国早期王朝政权的垮台在于坏皇帝的出现，因为对他或者她（如唐代的“淫邪女皇武则天”）的权力缺乏有效限制，坏皇帝可以令国家陷入可怖的危机之中。
中国最后一个坏皇帝是毛泽东。毛泽东将中国由外国占领之下解放出来，随后在继续执政过程中制造了两场灾难：始于1950年代晚期的大跃进和1960年代后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让中国倒退了一个世代，并令捱过那一时期的精英阶层饱受精神创痛。作为对那段历史的直接回应，集体领导制度浮出水面：邓小平和党的其他高层领导誓言，他们绝不会再允许任何一位领导人手中聚拢如毛泽东那么多的奇理斯玛型权力。
中国体制的模糊性令我们无法确切知晓习近平如何能将权力巩固于其个人手中，以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部分动机或许源自这样一些担忧：权力已经发生渗漏，流向一批地方和部门权贵手中，他们贪腐成性，难以自中央施加控制（如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江泽民及其继任者掌权的时代进入党的系统的外围人士中，习近平之类“太子党”（共产党高级官员的子女）的不满或许是另一个问题。
时光荏苒而无可抗拒，是另一个因素。如同在东欧一般，残酷的专制制度严重伤害到个人的心灵，令他们不愿再复活这样一类权力不受制衡的体制。一位党的高级官员也曾告诉我：“不理解文革那种彻头彻尾的灾难是怎么回事，你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但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一代精英正一天天衰老，这个国家也并未向其年轻人讲授有关毛泽东血腥遗产的历史。他们能听到来自那个时代的歌曲，如《东方红》，并误以为那个时代更加团结幸福。
在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表面看来似乎是随意之举，但正可展示何以立宪政体是一件好事情。中国的宪法由党的高级领导层拟定，并不对他们构成约束。相较而言，拉丁美洲有太多立宪民主政体，其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往往令人惊讶。阿根廷、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总统想尽办法延续任期，但他们事实上必须耗费政治资本方能做到这一点，且不一定总是取得成功。
比如，2009年，哥伦比亚前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Álvaro Uribe）希望增加第三个总统任期，但遭到宪法法院阻挠，宪法法院认为延续总统任期是违宪的。身为总统，他或许为哥伦比亚做了很多好事，但能有一个强令哪怕深受民众爱戴的总统离任的制度，对国家而言是有利得多的局面。类似的情形是，去年，厄瓜多尔的威权总统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遭强令下台，其继任者莱宁·莫雷诺（Lenín Moreno）为这个国家的民主赋予了生机。
中国目前的皇帝会有多么糟糕，尚待人们判定。迄今为止，他已碾碎了很多中国人对更加开放、透明和自由社会的期盼。他强调党在国家之上，镇压最微不足道的异见，着手建立了一套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社会信用系统，监控该国公民的日常行为。就其本身而言，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或许终究难免向世界展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极权国家可以呈现何种人们无法想象的面目。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和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及高级研究员。本文原刊于3月6《华盛顿邮报》，原题：“China’s ‘bad emperor’ returns”。听桥译。）
原文链接：
评论
发表评论